危机企业：跨国企业在华要跨越哪些坎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出发，跨国企业在中国如何用工当然有一定的规范约束，但在现行规范之下，难免也存在许多体制法规难以覆盖的空白之处——例如如何判定员工的工作环境优劣、兼职员工的待遇多少才算合理等，所以企业的运作机制必然与政府的政策法规之间存在一个弹性的空白地带，而这个充满可变性的地带则就是可能产生危机的源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角度解读，完全可以使事件变质变性，从而使得事件脱离原本正常的企业范畴，演变成一场具有社会情绪的危机事件，而这正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必须跨越的第一道坎：如何在企业管理体制与中国政治语境下取得平衡。
 
　　在沃尔玛工会事件中，矛盾冲突最严重之处是沃尔玛执意坚持企业原则，不肯按照中国政府的意志在企业中建立工会。因为在沃尔玛看来，工会是劳方通过集体力量与资方进行博弈的组织行为，在目前西方的政治法律环境下，以沃尔玛等大公司为代表的资方在劳资博弈中往往是利益受损者，因此他们对工会有着天然的抗拒。而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工会是保护劳工利益有效方式之一。特别是随着最近几年因劳资纠纷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严重威胁了社会稳定，因此工会组织被认为是缓冲劳资纠纷的平台。因为工会可以准政府的名义处理类似事件，从而避免引发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工会并不具备其在西方社会那样强大的势力，其实际的意义与作用也没有在西方社会中如此突出与重要，但工会的建立无论对政府、对员工而言，其起到的平衡机制与心理补偿作用，远超过了其实际存在的意义。而沃尔玛最终接受建立工会的要求，其实是对中国深层次政治语境的解读与把握，并在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取得了一种平衡，成功跨越了第一道隐形的坎。
 
　　学会从政府的角度去看待企业内部管理问题，深层次把握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民众心理，以更弹性的企业管理体制适应中国政治体制，这是许多跨国企业得以跨越隐形之坎的关键之一。 
 
　　危机跨越之三：企业利益VS政府意志
 
　　以一定的投入去创造尽可能大的产出，从而得以生存发展，这是经典管理学对“企业”一词的明确定义。所以，业本身存在就是趋利的组织，其职责之一就是以尽可能的低成本去产生尽可能大的产出，这正是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要义。在这种企业利益控制理念之下，如何通过压缩成本去提升利润率就是诸多企业思考的重点。
 
　　而作为企业监管者的政府，对于企业的内部管理更多是一种指导性的意见而非强制性命令，企业社会责任（A8000）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并不具有太高的约束力及关注度。而肯德基违规用工事件与富士康恶劣工作环境的危机爆发，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事件本身存在多大的严重性或违法性，而是跨国企业这种追求企业利益的方式在媒体的报道与民众关注下，无形中被放大，在融入一定社会情绪之后，上升至政治的高度，使事件超过政府所能包容的底线。
 
　　从政府意志出发，社会利益、员工利益以及企业利益都是必须要被维护的对象，而核心就在如何平衡此三者关系。政府决不会纯粹要求企业牺牲自我，去成就社会利益与员工利益，因为企业利益的保证是企业得以发展的根源，也是得以保证后二者利益的关键。所以，在中国发生的跨国企业危机事件中，我们细细分析，其中许多危机发生的根源并非企业利益追求方式违背了政府意志，而是媒体力量的介入，并扮演了事件放大器的角色，使得企业利益与政府意志之间的关系平衡被打破，在民众的强烈关注下，使得事件逐渐变质，最终逼使政府必须出面干预，以疏导民众不平心理。
 
　　2006年发生的富士康危机事件中，如果纯粹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广东的工厂存在工作条件恶劣、工人工作超时、工资低廉等现象，这种事件有多大的社会关注度？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广东又是中国加工厂最集中的地方，无数的台资、港资、外资代工企业云集于此，像富士康这样的工作境况哪一家不是大同小异？在挺长一段时期内，富士康的管理方式并没有违背政府的意志，也即是并没有超出政府容忍的范围之内，但是随着媒体的介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语境下，媒体是社会舆论的监督者，也是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者，但是现在随着媒体自身的进化，媒体的审判力量与媒体的越权越来越明显。其无孔不入的信息探知手段，强大的舆论左右力量，使得媒体在某些层面已经超越了舆论传播与监督的责职，而成为代表政府履行对企业审判、定论的另类势力——这正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必须跨越的第三道危机管理隐形之坎，如何把握中国媒体的特性，在企业利益与政府意志之间取得巧妙的平衡。
 

中国品牌总网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