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加入WTO五周年。随着中国经济更全面融入世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跨出国门。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在境外建立加工基地、营销服务网络和研发机构。”
紧张时刻
8月11日,正是罢工局面最紧张的时候。上汽股份执行副总裁墨菲,出任双龙汽车代表理事。
那一天,在离首尔不远的平泽生产总部,工会成员封锁了正门,5000多名员工围住生产总部大楼,并打碎了主楼建筑一层的三块玻璃,罢工全面开始。韩国员工为此次罢工取了一个颇具斗争意义的名称———“玉碎罢工”,取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如此激烈的冲突,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在双龙首尔总部简洁朴素的办公室里,身为国际汽车业知名管理专家的墨菲言语坦诚。
罢工,源于对公司改革发展的不同预期:上汽在2005年初获得双龙控股权之后,面对连续几年的收益下滑,目标是尽快提升盈利能力,发挥协同效应,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为公司发展注入新活力;可在双龙工会看来,结构调整意味着裁员,与上汽中国工厂共享技术平台则被认为是“技术外流”,会使更多工人在未来几年失去饭碗。7月下旬,获得双龙汽车加快改革进程消息后,平泽员工就举行了三步一拜游行抗议。
每年8月,是韩国传统的罢工季节,墨菲上任被渲染成“结构调整专家到了”,劳资关系紧张程度进一步升级。8月中旬,工厂停产,产品减产近2万辆,生产车间里,处处是工会人员搭的帐篷和蚊帐;上游众多配套企业,也只剩下空荡荡的装配流水线。
公司陷入困境,要价颇高的谈判条件也随之而来。工会提出今年度要再次上调工资10.5%。仅此一项,双龙就需要支付1.7亿美元以上。
“双龙会不会走向倒闭?”部分韩国媒体这样问。
不少同行也注意着,上汽双龙如何渡过这一难关。
刚柔相济
退,还是不退。上汽双龙选择了后者。
8月18日,上汽股份对外宣布,对双龙汽车冻结包括工资、税金在内的所有现金支付,直到工会罢工结束为止。这意味着,上汽没有让步,对抗气氛骤然更浓。 “我们别无选择,如果答应工会提出的要求,公司将陷入更可怕的困境。何况,今年退让了,明年后年,当罢工再来时,我们怎么办?”张海涛谈到当时决策时依然目光坚定,“对于原则问题我们坚持不变,那就是一定要建立符合公司实际的薪酬制度。”
坚持不退让,意味着更大风险,如果让罢工拖得太长,对工厂的打击会更大。
事态越紧张,越要保持冷静。双龙的中韩双方高层认真分析形势之后达成一致———坚持原则的同时,要坦诚沟通。
双龙汽车的崔馨铎社长站在了第一线,这位曾经主持过双龙主席等车型开发的韩国著名工程师,一次次坐到工会成员和员工之前。崔馨铎摆出严谨的数据,阐释公司的现状,包括“3年来不断下滑的收益”、“市场局势的变化”、“政策的不利影响”、“成本上升的压力”,崔馨铎丝毫不隐瞒公司的任何问题和管理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时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喉咙为之沙哑。真诚最重要———一次次,一天天,员工开始评价,“社长是工程师出身,他不会说谎。”
面对罢工,中方高层保持本色,既坚持原则,又平易近人,谦和待物。他们知道,必须真诚地传递一个信息:中方高层和韩方员工不是生死对手,而是双龙汽车“家”中的一员。
在张海涛的办公室里,他拿出一本名为《漫画韩国》的书,翻开书来,一幅幅生动幽默的场景映入记者眼帘,讲叙着各类韩国文化习俗,这是上汽高层给他们布置的“家庭作业”。从去年到韩国至今,张海涛参加了近10次韩国员工家庭的生日聚会、婚典丧礼。在韩国员工家人逝世的灵堂前,他按照韩国习俗———下跪祭拜;在员工小孩出世的派对上,他笑容满面,送上祝辞。主管采购的副社长沈剑平每次从上海到首尔,总会带上12岁儿子画的画送给韩国同事,画面的花鸟虫鱼样子很幼稚,却让韩国同事从中读懂:家庭和亲情,无论在韩国还是中国,都一样重要。
双龙的10多名中方高层和管理人员,都集中住在首尔市郊盆塘地区的居民新区。放眼望去,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高层宿舍依山而建,这里离首尔总部办公楼有18公里,上班、购物和娱乐都不方便,但租价仅是市区公寓的1/3。上汽接管双龙不久,“中国高管生活简朴”的信息在公司内外不胫而走,“几乎每天都是两点一线,晚上8点前就回家了,周末也不去打高尔夫”,驾驶员渐渐地喜欢为中国高管开车,因为不少韩国大公司高层习惯泡吧到深夜。“双龙苦难时期,中方管理层没有闲着,而在加倍努力。”
这样的坚持,让中国企业家逐步赢得韩方员工,甚至工会会员的认同,尽管罢工在继续,但一些细微的变化出现了:
8月底,上汽集团副总裁蒋志伟和张海涛等中方高层,再次被工会成员挡在平泽工厂的大门口,38摄氏度的高温下,他们耐心地解释了两个小时,汗流浃背。一位工会成员终于看不过去了,叫了一声“张社长”,把冰镇饮料递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