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与商业伦理

    三年前，被称为“自由经纪之邦”的美国新经济杂志《快速公司》用黑色幽默方式嘲弄了中国制造业一番。题为《商业伦理规则》的文章针对美国商务部最新颁布的《美国公司伦理指南》中关于“在社会责任方面，公司应避免与对劳工有不公之举的供应商或合作伙伴之生意往来”的条文调侃道：“上述条款在以下情况下除外…①其供应商或合作伙伴生产的产品清楚地标明‘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之商业伦理元素的淡薄这些年再一次被提到桌面上来。许多海外企业谈起“中国制造”，脑海是闪现的便是信用缺失严重，造假账，偷逃税款，不尊重知识产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印象，与此同时，商业伦理的缺乏使得中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从 “民工荒”到最近最近在国内引发链锁式风波的富士康血汗工厂事件，从矿难连连到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中国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遭遇前所未有的瓶颈……

    对比之下，如今的IBM、英特尔、思科等著名跨国公司都已向社会公开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仅披露公司经营状况，还披露企业在环境与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而零售巨头沃尔玛在中国的工会组织也开始生根发芽；如果再往前追溯，早在100多年前，可口可乐结束了饱含可卡因的历史，而在此之前的20年里，可口可乐中一直含有可卡因。J.P．摩根在进入银行业之前，在南北战争的联邦军队中倒卖劣质军火导致人员伤亡和战事失利——几十年后，摩根“回馈给了社会一个最好的礼物”，建立了美国的公共图书馆体系。

    商业伦理的特质一般与人性有关。在中国商业伦理思想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儒家认为的人性天赋及“性善论”，认为道德是人生的目标和价值所在；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则主张“性私伦”，认为道德是实现人生的一种手段；然而，就是西方的这种“工具导向性”或称“功利导向性”的商业伦理思想，现在却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值得尊敬的跨国公司，而中国可鞠的商业伦理思想，却没能挽回中国制造业倍受质疑的宿命，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没有切实可靠的标准去考察中国制造业各类别的商业伦理的缺失是怎么随着时间的延续而不断变迁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商业约束和惩治机制的乏味与失灵，在不断地生产着一个又一个的寻租缝隙，并招引着中国企业伦理观在潜移默化着改变，向“官官相护、商商相帮、官商勾结”的方向异化，甚至出现了“谁讲商业伦理谁就可能倒台”的尴尬情景，不能不令人惊愕。

    是否能建立一套企业价值观系统，使之既能不断完善商业伦理、社会责任，又能赢得持续、丰硕的利润呢。答案是肯定的。理性的现代企业认为，积极的企业价值观是能由间接的方式增加企业的收益的，比如提高声誉与品牌知名度、增加员工与客户忠诚度等等，正如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大师约翰·科特在他的《变革之心》一书中所言：“人们很容易滑入做错事情的泥潭。比如有一些不恰当的、愚蠢的、不道德的或不合法的行为。尤其是当你意识不到所有问题的核心是人，而不是金钱，不是你个人，你应该更加注重其他的雇员、顾客、股东等等。”

    “中国制造”能不能走出商业伦理的囹圄，取决于政治及企业领袖能不能很好地将普通收益与道德标准给很好地融会贯通，更在于在企业内外实施一套权利与责任相得益彰、激励与制衡分而治之的行为机制。所有的这些努力，无非为了一个统一的、不得不正视的目的，即重新在国际市场上找回自尊，重新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佩雷菲特在他的《论经济奇迹》中说，“信任”作为“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决不是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无足挂齿的附属物，相反，信任——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化所特有的名称。
中国制造与宗教信仰

    管理学上有个蘑菇定律，意思是说生长在阴暗的角落里的蘑菇，得不到阳光，只有长到一定高度长会开始被人关注。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中国经济高速转轨时期一直被忽略的“蘑菇”——缺失的宗教信仰如今终于驶入了公众视野并引起了热议；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2003年的研究也表明，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

    中国是一个不提倡任何宗教信仰和其它政治信仰的国家，经济转轨时期一直是市场个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共管理体系在维系着制度的演进。然而，恰恰是这种“自由”，成为了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一个隐性障碍——市场个人主义与价值多元之维系芜杂，往往会导致单个行为主体的价值观的混沌与迷途，政治组织有勇无谋，企业文化内涵苍白、员工缺乏对企业的认同感与忠诚度……

    对于广大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宗教信仰的荒漠化给其带来的，不是企业自由的张力与宽松的发展空间，而是一种频频受疲惫拖累的病源体。同时伴随着近两年国际油价不断上涨的趋势，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8月30日人民币汇率破了7。96关口），中国制造业腹背受敌的情形愈演愈烈，如果此时内部组织再出现休克性价值危机与认同迷茫，谁也不敢去想中国经济架庞大的马车有一天轰然倒塌时是什么样子的。

    国家统计局局长前些天频频对媒体说，中国的CPI数据为何与百姓感受不一样，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何没带来高就业，诸如此类。无论官方的“释疑”是科学的，还是应景的，这些事件至少预示着，中国官方越来越重视民间情绪、越来越关注民间声音。那么，对于医治诸多问题的药方，提工资待遇、给温馨关爱或许能解一时之困，但是，长远凑效的方法，仍是人们宗教信仰的苏醒和自我价值的认同，特别对于常被边缘化的中国制造业一线的工人们来说，更是如此。

    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管理其实就是人的管理，管理的难度莫不在于人与人差异的多样性。除了人的自身条件和特性的多样性外，差异还表现为不同的宇宙观和世界观造成的价值观差异。企业能不能通过不同的引导或规制的方法，将企业各主体与元素逐渐形成共同的、自然的、和谐的社会价值现，是关乎其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经济学者赵晓当年从哈佛留学回来，写了一篇题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的长文，论述了宗教对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共同的或说有共同趋势的价值观虽然不能令每一个行为主体都心悦诚服，但他们至少不会对这一价值观深恶痛绝。所以说，有宗教信仰支撑的市场经济虽不是美沦美奂的最优选择，但至少也是一种次优选择。中国制造业连离次优都还有十万八千里，所以帮派斗争、权术陷阱等风气泛滥成灾，一个企业、一个社会最起码的首先约束机制都失灵或缺失的话，GDP哪怕每年都能翻番，也是无源之水、岌岌可危的。

    不少志士仁人说现代的宗教也面临世俗化等危机，所以声称中国制造业宗教信仰的缺乏实在是过犹不及。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市场化主体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有其必然性，宗教信仰的不断修正也是我们必做的工作之一。中国经济保持永动力，在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看得见的元素的博大精深，更在于宗教信仰这一无形之手的持续发力。简言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地位的加固和产业文化的进步，有赖于政治上突破宗教雷区，有赖于来自灵魂深处的动力——宗教信仰的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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