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工并购：即将到来的三国演义

　　一是位于产业整合的高级阶段——聚集和垄断的资本严重不足。以宝钢集团和中铝集团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出面整合相关产业,这样的例子凤毛麟角;而卡特比勒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渗透也因政治压力难以为继。实际上,它此前“捡得的便宜(如170万元收购山工)”,已经在此轮“排外”浪潮中输得精光。

　　二是风险厌恶型资金所占比例过大。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储蓄资金高达10万亿元,如果再加上不断增加的社保资金,风险厌恶型资金总量将在近期突破12万亿。但是,这些资金显然在产业整合向高端演变的趋势中,无所措足。

　　三是本应在产业整合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营产业资本(三一集团)、民营金融资本(温州财团)、内资收购基金(宏毅投资)以及外资收购基金(凯雷投资)则存在明显错位。包括三一集团在内的民营资本和收购基金都是风险偏好型的,但是,内地的融资环境,尤其是服务于产业整合的融资环境,限制了它们参与产业整合的实践尺度。因此,温州财团只能与“炒”煤与“炒”房之间切换,三一集团在解释收购徐工的资金来源时羞涩扭捏,宏毅投资收购苏玻(赴港上市后的中国玻璃)的同时即与皮尔金顿签订了换手协议,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图中资本分布的三个特点,揭示出了中国产业整合困局的根本成因:用于产业整合的“耐性”资本(风险偏好的长期资本)严重不足,加上阻碍耐性资本形成的资源配置机制,两者之间构成愈行愈远的悖论。

　　“李德水式”的呼吁无助于中国产业整合困局的破解,相反,会把这一进程引入歧途。同样,冀望《反垄断法》阻击外资收购亦是缘木求鱼。道理在于,无论外资产业资本还是收购基金,逐利乃其天性,客观上则构成了中国产业整合的重要资本来源。即便不考虑外资大举撤离中国的影响,维系过度分散的产业结构只是延缓了相关企业的衰亡进程。而事实上,中国作为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破解中国产业整合困局的思路在拓宽“耐性”资本的形成通道上。首先,推动产业基金及私募基金的相关立法乃当务之急,本土基金力量的崛起将为包括社保基金、民间金融资本以及国有资本的增值要求提供金融工具,同样,中外合作基金亦有助于吸引并规制外资基金;其次,在资本市场“三点一面”改革的基础上,加速证券发行方式的改革,变审批制为批股制,批股制将为有志于产业整合的上市公司打开融资绿色通道。

　　从私募融资和公募融资两方面打开“耐性”资本的形成通道,也许只有这样,三一集团在面对收购资金来源的诘问时才能从容以对,宏毅投资才能不必在中国玻璃项目运作的同时急着考虑退路,凯雷投资才能不必反复解释“洋枪”不等于“洋人”的道理。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