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工并购：即将到来的三国演义

　　与中央国企的踌躇满志相反,地方政府似乎更急于退出市场回归本位。在“求所在不求所有”和“靓女先嫁”这样似是而非的口号下,近年来,一股低价甩卖国企的浪潮正在急剧地形成。国资委酝酿重组之时正所谓日已落而月未升之际,国资的管理功能悬空或被实际控制人取代,资产交易市场在各地纷纷涌现,各自为战。客观地说,作为几十年计划经济的产物,我们毕竟有了一个配套齐全的国民或地方的产业体系。虽然这只是一个初级的产业价值链,但在无序的交易市场上,国企大面积、整建制地被转让就有可能破坏产业链的完整与延续。

　　其次来看民营资本。新一届政府宣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使潜行多年的中国民营企业群体终于浮出水面,并且高调疾行。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众多耳熟能详的民营巨头活跃在钢铁业、铜铝业、煤矿、公路、电网、油气加工、金融等过去曾是政府严格管制的命脉产业,财大气粗,动辄投入几十亿资金或锁定几个城市。宁波大桥财团、振兴东北签约基金等上百亿的资本形成更是体现了民企集团协同作战的整合能力。在国民经济底层长期打熬成长的中小企业群体,正在充满信心地提升自己的战场,但他们是否真正掌握了更为高端的观念、资本和管理的工具？扎猛子的功夫能否在高台跳水中获胜？

　　在与习惯于垄断特权的国有骨干企业正面竞争的时候,民营企业将面临何种市场之外的特殊考验？河北的孙大午(金融业)、四川的何燕(通信业)、辽宁的仰融(汽车业)等人的境况已经警示了难以逾越的企业坐标。更多的民营新一代领袖执掌门庭,未经世故而锐气十足,他们是否具有与父辈相应的政治智慧和商道素质？主流社会是否会给予民营企业宽容？当复星集团郭广昌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激情地主张做中国的“产业整合者”时,我们的政府是否给予同样积极的回应？

　　最后来看境外资本。开放似乎远比改革能更为有效地解决地方和部门的需求,近年来,吸收外资基本上成为地方官员至高的或者是唯一的政绩指标。许多地方政府的规定貌似平等,在资本规模和产业经验堆砌起来的高门槛上,国退民进的政策自然转成了国退洋进的现实。在许多兵家必争的关键产业,如金融、能源、通信、流通、传媒等,若干政府部门常常单方面毁约,清理门户将本土民营企业赶出去,然后恭请国际大佬入股或控股。另一方面,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发现和利用中国产业整合、企业改制的商业机会的同时,却遭遇到了中国自下而上势力的攻击,这种政治性成本可能是它们始料未及的,并且还在恶化中。

　　资本力量的背离

　　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以及境外资本因各自的社会约束条件和价值取向不同,从不同的方向对中国的产业整合进程施加影响。君子和而不同,不同并非是坏事。问题是,这种不同已经发展到了互相排斥乃至互相伤害的地步。我们来看一下,三驾马车之与中国产业整合进程的关系。

　　科尔尼公司(EDS)把产业整合分四个阶段:初创阶段、规模化阶段、聚集阶段、垄断阶段。我们按照风险偏好和投资期限,把参与国内产业整合的资本分成四类。从图上看,中国产业整合资本的分布有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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