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续会”能否成台湾经济的转机

投资大陆端看“松绑”与否

　　“开放赴大陆投资上限”包括“松绑投资大陆４０％净值上限（即台商投资大陆金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４０％）”，以及在维持台湾技术领先及核心技术不外流的原则下，“放宽‘２０％、３０％、４０％’的阶梯式限制（即台商公司净值在新台币５０亿元以下者，对大陆投资额不得超过净值的４０％，公司净值超过５０亿元但低于１００亿元者，对大陆投资额不得超过净值的３０％，公司净值超过１００亿元者，对大陆投资额不得超过净值的２０％）”两项举措。如果该项议题能够得到后续推动和执行，则未来欲赴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中，净值超过１００亿元的大公司，以及主要以大陆已开发成熟或国际上已不予管制的产业技术为核心技术的公司，无疑将成为最大的获益者。而一旦赴大陆投资许可的弹性空间增大，岛内企业登陆的合法性和自由度必将随之提升，企业投资形式也会逐渐从“地下”走向“前台”，由“间接”转为“直接”，并由此带来企业对当局“围追堵截”的规避成本的降低。更多的台湾企业会在大陆找寻生命的“第二春”，利用两岸有利的资源互补和有效的产业分工，来延伸拓展自身发展空间。

两岸直航没有实质性突破

　　另一重要议题“开放两岸客货运包机直航”虽为“其它意见”，但仅达成“两岸直航需等到时机成熟，并有周延规划及配套作为时，在确保‘国家’主权及安全前提下，由两岸‘政府’进行对等谈判、签署协议后付诸实施”的最终表述，在结论上并没有实质性突破。这种表述显示，尽管台湾当局仍然试图将两岸通航定位为“特殊的国际航线”，把直航作为政治筹码，有意尽量拖延两岸直航进程，但是，在客观形势的压力下，未来两岸直航还是有可能以某种变通的形式实现局部性开放。实际上，２０多年来，伴随台商在大陆投资规模以及两岸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两岸间间接通航的手续正不断简化，直接通航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其中，货流形式从间接通航，到“试点直航”，再到“小三通”，进而发展为刚刚实现的两岸货运专案包机；客流形式则由经港澳转机的间接通航，以及福建沿海部分地区的局部直航，扩大到两岸“春节包机直航”，和即将于２００６年正式开启的两岸客运包机节日化。截至２００５年底，两岸贸易总额累计已近５０００亿美元，人员往来累计也已突破４０００万人次。目前，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赖度高达２４％，两岸间经贸联系已密不可分。未来，只有实现两岸直接“三通”，大陆的台资企业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结合两岸优势，保持自身竞争力，而台湾也必须以大陆为腹地，以“进出大陆市场的门户”为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建立和发展“区域营运中心”，避免“边陲化”的危机。在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之下，两岸直航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台湾当局２００３年公布的《两岸直航影响评估报告》中也承认，两岸“三通”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

开放两岸金融合作裹足不前

　　此外，同样“败部复活”列为“其它意见”的“两岸金融往来”议题，包括“允许岛内银行赴大陆设立分行、子行或参股，大陆银行、券商及保险公司来台设办事处，以及允许人民币挂牌、买卖，并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等。出于所谓“安全”考虑，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始终限制两岸金融交流的发展，裹足不前的两岸金融合作与快速发展的两岸经贸交流形成鲜明对比，融资困难使大陆台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备受瓶颈制约。目前，大陆为缓解台商融资困境，已开始陆续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措施，但两岸金融合作的全面展开，更需要台湾当局从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突破限制性思维，减少人为藩篱，采取开放有效的措施，为实现两岸经济合作的互利、双赢提供有力支撑。

　　两岸议题中，唯一达成“共同意见”的是“优先放宽在大陆从事商务活动的人员来台及资格限制，且持续推动大陆旅客来台观光政策，并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配套底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高速增长并且产值超过台湾ＧＤＰ６０％以上的服务业，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增速减慢，直接导致台湾经济由过去的中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年均经济实质增长率从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７年的７．９％大幅下降到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５年的３．８％。服务业虽然已占据台湾产业结构的重心，但远未成长为能够有效吸纳传统产业外移造成的失业人口以及创造足够新的就业机会的主导经济的核心力量，致使岛内产业发展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放宽大陆人员来台限制、推动大陆人士来台观光，无疑会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为基层民众创造新的就业需求，并为台湾服务产业的发展注入活力。在经济转型的现实压力下，未来岛内对大陆人员、产品、资金以及信息的进入限制将会进一步逐步放宽。

能否抓住契机突破意识形态掣肘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列入“其它意见”的主张，仅意味着台湾当局两岸经贸政策有“松绑”的可能性，“经续会”本身“体制外会议”的性质，仍将决定台湾行政当局对这些“共识”、“意见”的采行只能是选择性的，执行效果也极有可能大打折扣。这就不免让人质疑：“经续会”究竟是台湾当局权力过渡的政治仪式，还是政治人物试图借以化解危机、积累政绩、赚取选票的工具？它会不会重蹈１９９５年“国是会”和２００１年“经发会”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覆辙而沦为“政治祭品”？台湾有关当局在未来能否真正做到关切人民福祉而非热衷于意识形态治政？陷入低迷的台湾经济又能否把握契机，突破意识形态的思维掣肘，从“固步自封”走向“更加开放”，从而捕捉到发展复苏的转机？人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