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同行：组织的空雨衣

　　它空空洞洞地矗立着，中间没有人。

　　这是一种愿望和决定失去了立足空间后的窘境，

　　组织制度僵硬冰冷如铜，人的主体意义被硬生生剥夺。

　　韩第对人、组织与管理的考察和关怀，总是那么具有人文色彩。

　　在他的预言里，整个社会都应当重新定位公司的社会本质，

　　并赋予公司内部员工更多的自主权。

　　而在这个内涵中，除了创造和累积利润之外，

　　还要有一些更宽广的价值和使命。

　　寻找人与组织别样的意义

　　人和组织都有心灵

　　韩第说：“一切是从我父亲过世开始的。”

　　查尔斯·韩第生长于爱尔兰南部，父亲是位牧师。虽然年轻时的韩第拒绝接受他父亲信仰宗教的大部分观点，但青少年的生活打下的道德基础，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思想，使他的著作充满了宗教与哲学的省思，以及对于存在与意义的叩问。

　　父亲去世时，韩第已经成为一名忙碌的商业人士，每天不停地在会议、提供意见和用餐中度过，过着自以为成功的生活。当他踏上故土参加一生都默默无闻地在乡间教会工作的父亲的葬礼的时候，却受到强烈震撼，开始重新省视自己过去的生活。

　　参加韩第父亲葬礼的，是他生前曾促成姻缘、其子女接受他亲自洗礼、长大成人后又在他的教堂里完成终身大事的人，他们拄着拐杖来参加他的葬礼，述说他曾经是个多么与众不同的人……这一切让韩第重新思考，成功到底是什么？人活着到底是什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又是什么……

　　韩第的著作《空雨衣(The Empty Raincoat:Making Sense of the Future)》中有个著名的意象：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市的露天雕塑公园里，陈列着由奚尔所做的题为“无言”的大型雕型。这件雕塑作品的主体是一件铜雕雨衣。它空空洞洞地矗立着，中间没有人。

　　韩第由这件作品里所看到的，是它隐喻的意义：“空雨衣”是人们的处境──一种愿望和决定失去了立足空间后的窘境，于是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人，只剩下僵硬固定的雨衣。“空雨衣”代表着“暂时占据此角色的人”。这也就是说，“空雨衣”的意象所暗指的是组织制度的僵硬冰冷如铜，以及人的主体意义被剥夺。

　　这个组织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企业和机构。

　　韩第说，老实说，我们不一定抱着“以人为尊”的心态来管理机构，我们把建筑物和机构叫做“资产”，把人员叫做“成本”。我们视人为“帮手”或“劳动力”，就算称作“人力资源”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把经理人的工作视为计划、决策、执行、掌控等这类对付“人”的事，而不是“和员工一起做”或“为员工而做”的事。

　　他还说，组织是个令人迷惑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忘记最浅显的教训，忘记我们讨论的虽然是“组织”，但其实是在讨论“人”。

　　针对组织对“人”的种种禁锢，韩第相信，“人类具有‘心灵(spirit)’，且人类有今天的成就，不是靠物种进化过程中偶发的好奇与突变所致。假如为了追求某种效率，而牺牲人类特具的心灵特质，会使人类一切进步尽归枉然”。韩第反复强调，亚当·史密斯除了“看不见的手”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同情心”。此外，他更强调文明的延续性以及日益被人冷淡的社区感与责任心。

　　韩第的终极关怀是，自由市场除了创造生产、累积财富、刺激消费、让更多人持有随时都在变的公司股份之外，也该创造意义，让人生有意义并知先后。韩第期望替人在未来寻找到更好的位置，不再只是一件“空雨衣”。

　　对韩第而言，在二十一世纪要能自处，必须走出确定、摆脱传统包袱，也就是先要改变过去根深蒂固的观念。个人是如此，企业是如此，其它组织是如此，大社会是如此，任何国家也是如此。

　　他强调对意义、水平和品质的追求，要靠不断的学习。对个人来说，即是终身学习；对组织来说，就是营造一个能透过持续地学习去自我改造和成长的组织生态，并且不但要有各自的团队目标，也要有对大社会和人类世界的承诺。

　　对个人意义的探求和反省方面，韩第反问自己，如果他的墓碑上刻的是：“长眠在此的查尔斯·韩第，一生开销庞大，并以此为荣”，那他的人生还算成功吗？”他还警告自己，绝不能忍受他的妻子有一天突然对他说：“我很高兴你在工作上表现得这么好，可是我觉得，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最乏味的人了。”

　　对企业组织意义的定位和反思方面，韩第问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今天的公司，究竟为何存在？”他对现代的公司只沦为股市炒作的对象，而丝毫没有自我认同感，深为忧心。他认为企业创造利润只是要达成其它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

　　韩第担忧的是，公司的员工就这样像财产一样，被买被卖，完全失去了公司也是“社会群体”的自主性，当然也被剥夺了“不愿被收购”和选择“所有人”的权力。

　　针对这种公司只是财产、不是社会群体的当道观念。他提出“异端”看法，即整个社会应当重新定位公司的社会本质，并赋予公司内部员工更多的自主权。而在这个内涵里，除了创造、累积利润之外，还要有一些更宽广的价值和使命。

　　韩第说，我无法支持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观点，认为利润比人更重要，也不认同把人简化为统计数字的管理观。企业可以成为推动进步的巨大杠杆，但企业必须明确知道进步的定义是什么。进步不能只包含企业主的利润，不考虑其他人，而管理可为企业打下哲学的基础。

　　关于组织的预言

　　有人评价说，韩第不仅是位教师，是位热情的布道者，更是一位天才的预言家。他早些年对于组织与个人工作未来发展的预言，正在慢慢变为现实。

　　韩第在早年接受的希腊罗马语言及历史的教育，是他初期在管理上所作贡献的重要基础，他在1974将一位在美国担任顾问工作的朋友哈里逊(Roger Harrison)提出的文化模式观加以改良，提出四种文化模式的理论。这是首度有人尝试描述组织的不同文化与类型。

　　为了让这些模式易记好用，韩第将它们冠以希腊神祗的名字。首先是“宙斯文化”，这种组织被一人的个性与力量所支配，通常此人为组织的创立者或老板。其次为“阿波罗文化”，这种组织如同象征和谐与秩序的阿波罗，极为注重规则与程序。“雅典娜文化”以战神雅典娜(注：希腊神话中，雅典娜主司智能、工艺与战争)为名，是专案型组织的象征，它的组织文化不但支配顾问公司与广告公司，且逐渐主宰一切创意相关行业。最后是“酒神文化”，在这种组织中，个人能自由发展自己的构想，如大学或艺术家工作室。这种组织很难管理，但它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若想让真正有创意的人为公司效力，就须学会管理这类组织。

　　这项分类法并非意谓着所有组织的管理风格只能在四者中选择其一。世界并非如此单纯。

　　事实上，组织就像人，每个组织都与其它组织有所差异，只不过大家都是四种基本文化的不同混合体。问题在于有些组织固守于某种文化，无法将四种类型适当混合。

　　阿波罗是位力量强大的神，但阿波罗文化可能让组织在预算、目标与官僚体制等方面趋于瘫痪，导致无法处理危机与环境变化的问题，如国家机关就很容易形成阿波罗文化。

　　韩第对未来企业结构的愿景，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改造构想，那就是充满悖论 、“既大且小”的联邦式企业体。之所以要将政治原理引入管理议题，是因为联邦制可以用来解决权力与控制的各项悖论：必须借着使事物保持其“小”，才能成全其“大”；既要鼓励自主，又要划定界限；必须结合歧异想法与共同目标、个体性与团体合作、地方与全球、地区与国家等等。

　　在这个联邦里，中央需要尽量小，旨在协调，不在中央集权，各企业单位有充分自主权力，犹如在大都市里仍有自己的村子那样自主独立。

　　韩第说，联邦制并不只是企业改造专用的优雅词汇，它背后有极深的内涵。比如，认为自主可以释放活力；并且只要符合共同利益，人人都有权力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事；并且认为人人有知的权力、必须被善意对待，且能接受良好教育来诠释这个共同利益；也认为个人宁愿被领导，也不愿被管理——这些原则已渗入组织，影响它日常运作的方式。更精确来说，联邦制不像是一套政治结构或系统，而像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是大而集权化，必然就有官僚化的后遗症。中央(核心)与地方(单位)之间缺乏共识和信任，各单位没有成就感，只有受制式的忠心。虽然韩第的企业新定位还不成熟，但很值得企业高层去思考。

　　正在变为现实的组合式工作

　　韩第对组织的兴趣向来超越组织本身，扩展到组织对一般人生活造成的影响，尤其是企业。

　　在他看来，企业不仅、也不应只是赚钱的机器。企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为我们提供许多朋友，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定下秩序。因此韩第的许多文章都在检视追求持续经济进步的过程中，组织对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

　　韩第刚出道时，一心想提升组织的效率，之后却开始为更大的问题忧虑：工作的世界在人们眼前迅速变迁，人们却视而不见。组织的规模虽在增加，但数量急剧减少。

　　这项看来自相矛盾的现象韩第用一位高级主管的公式加以说明——1/2×2×3。这位主管计划在五年内裁减半数员工，同时期许公司效率加倍，产量也要增为三倍。达成这个目标的途径当然是委托服务(outsource)与转包合同(subcontract)，让公司外的好手承接员工的工作，只让员工执行少数不可取代的任务。

　　韩第关心的不是缩减规模或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而是这些做法对个人工作生活产生的影响。韩第说，我们进入中年以后，愈来愈多的组织将不再需要我们的服务。组织核心人数减少，陆续换成年轻员工，只有少数几位聪颖的领袖继续留在领导岗位，其它员工则必须培养我所说的“组合式工作”，将不同的事务与工作混合进行，有些是为了赚钱，有些为了娱乐，有些则是纯做义工。

　　韩第认为，这种变化正在到来，然而我们并未协助人们做好准备，让他们迎接独立的生活。我们把员工体制化，让他们相信公司会照顾他们直到退休，会支持他们，在他们的晚年提供养老年金。

　　对于未来的顾虑引发了韩第对教育的省思。韩第指出，由于生活中的知识元素随时在变，需要多问“原因何在？”与“如何处理？”，少问“此为何物？”知识无法取代承担生活责任、与人共事、解决问题、互相沟通、提出创新与承担风险所需的必要技能。但目前没有一所学校的课程以培养这些能力为主题。

　　与其他大师不同的是，读者不会在韩第的文章里找到诸如“如何说如何做”的指南式建议。他把自己看成一个诠释者，说明正在发生的现象，指出若不采取行动加以改变，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韩第曾经引用亚当·斯密的话论证自己的观点：做生意赚钱常被讲成一种对公众有益的事，因为经济增长会刺激需求，也能让人们过着安适与进步的生活，因此，便没有任何爱国和为他人着想的人敢反对。然而，这类成长的本质，却与传统中“陶冶修炼”的观念相背离，它没有特定的方向，而且也不断地自我衍生对于无用之物的需求。

　　这是韩第在所有作品中的共同主题，“改善”而非“改变”，为行为寻找利润之外的明确意义，让国家、企业、个人能够各安其所。

　　大师档案

　　1932年，查尔斯·韩第(Charles Handy)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牧师家庭。

　　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他到伦敦的壳牌公司工作，并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后来，他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史管理学院学习，接触到许多人际关系研究中的先进观点和思想，并开始对组织管理及其运作原理产生了兴趣。

　　1967年，韩第开始任教于新创办的英国首家管理研究生院——伦敦商学院，并成为该学院的全职教授，专注于管理心理学的研究、教学和咨询。

　　2001年，《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票选十大管理大师，韩第获选为第二名。以“组织与人的关系”与“未来工作型态”的新观念而闻名于世。

　　韩第目前身兼自由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教授三职。他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所主持的“今日思想”(Thoughs for Today)极负盛名。

　　重要著作:《非理性的年代》(The Age of Unreason)、《空雨衣》(The Empty Raincoat)、《变动的年代》(Beyond Certainty)、《组织寓言》(Inside Organi zations)、《大象与跳蚤》(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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