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升级之路之三：谋事在“人”

第三部分：从“人”、“地”、“天”展望未来

　　通过对中国制造业现状的分析，与会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在未来的创新之路将主要会遇到三个大方面的挑战。

　　第一方面：谋事在“人”

　　“人”将是关系中国制造业未来以及创新的决定因素之一。这里不仅仅包括创新人才，同样也包括劳动力因素，突出的问题包括如何才能建立适当的人才储备？未来的企业竞争根本是人才方面的竞争，中国企业又该如何管理和激励相关人才，以保证企业能持续不断地创新？

　　同时与会者认为，对于影响“人”的文化层面也必须加以重视。中国企业怎样才能建立有效的创新机制和文化，又该如何管理创新？什么是创新最大的敌人？CEO普遍认为缺少创新文化是最大的障碍，同样，企业创新最困难的部分并不是缺少变化的产品或服务，而是如何成为不断创新的机构。

　　视点：当“人口红利”消失，一切都将结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带来的“人口红利”，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制造业扩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如今“人口红利”已近尾声，中国的制造业如何才能继续辉煌？

　　赵晓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每一百位新增劳工中便有三十位来自中国，为中国制造业的腾飞制造出一个极其有利的环境。在今天，每一百位新增劳工中只有十五位来自中国;十年之后仅有五位，三十年后更只有两位来自中国。这种变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制造业陷于无人可用的状态。

　　在赵晓看来，“人口红利”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制造业扩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带来了大批富有纪律、廉价的劳动力。这批人在70年代末起进入工作期、生育期、储蓄期、消费期。他们一方面压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拉动内部需求，还制造出40%的储蓄率。

　　高储蓄率刺激高投资，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迅速开花、结果，甚至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创造出一个经济奇迹。由于社会构成相对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住房需求比较旺盛、动态；同时老人比较少，社会负担轻，资金更多地投入生产性开发，“中国制造”由此崛起。不过，好日子差不多过完了。上世纪70年代初推出的计划生育以及随后更严苛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带来滑坡式的断层，势必在未来对经济及社会造成极其深刻的影响。

　　尽管中国的总人口高峰预计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出现，不过这是建立在惯性增长和寿命延长基础上的。由于营养、卫生以及医疗保健的改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稳步上扬，拖后了人口高峰的到来。这意味着老龄人口的大幅增加和劳动人口的相对不足。

　　三十年前每一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八个劳动力支持，今天只有六个，而三十年后仅有两个劳动人口支持。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以及很快会产生的经济、社会冲击，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纠正人口结构上的扭曲，确非短期内可以奏效的。

　　拉动中国工业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充沛的资金和低廉的资本成本。中国的工业化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储蓄者的补贴。以不良资产的形成概率看，目前中国的贷款利率水平并未完全反映出信贷风险。但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并不开放，其他投资渠道有限，加上对政府的信任，老百姓的储蓄基本都摆放在银行中。近年来的重型工业化的发展，就是在超低贷款利率下进行的。

　　总之，随着劳动人口增长的逆转，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5年前后告终。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可能将劳动人口在高位上多延续几年。内需急增，则可能加速人手短缺的来临。

　　视点：过剩，还是短缺？

　　除了在劳动力方面中国在未来可能将遭遇危机，IBM中国首席技术总裁叶天正指出，中国制造业还可能遭遇人才危机。

　　根据IBM2005年全球人才指数的调查报告，中国2004年拥有225万科学家和工程师，预计2005年科学家和工程师缺口为27万人，2010年为37万人;据IBM提供的模式预测，2005年所需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极有可能达到264万，到2010年达到385万，而与此同时，中国2005年能够提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仅为238万，2010年仅为348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才短缺的同时却是很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经常听到企业抱怨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一个公司收到了2500份简历，却只找到25位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却找不到工作，一位大学毕业生投出了300份简历却很少得到面试的机会。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究竟是人才短缺还是人才过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王以华认为，这是人才教育和人才需求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她认为，企业方面需要专业的人才，专业的人才不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人才，而是比较广泛，适应当前社会技术、环境变革发展变化的复合型知识人才；但是从大学教育方面来看，中国的教育机制相对落后，为什么要有这样复合的人才呢？未来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的大学并不清楚。这样就造成了企业无可用之人以及大学无用论。

　　解决这种困境，同样需要企业和大学等教育机构双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从大学教育来说，学校要有培养复合人才的措施。王以华提出，由于创新往往是在业务的交叉处，或者在各种各样的专业分工的交叉处，所以需要的人才也往往是需要具备多种能力的人才，学校应该鼓励学生进行跨领域的研究。

　　同时，与会者也大力强调大学需要进行团队方面的培养。在未来，创新会变得更加复杂，也会涵盖更加广阔的层面，单凭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创新的，团队的作用将会凸现。与会者认为，目前中国高校在教育方面相对封闭，各学科之间、各学校之间包括各个学生之间都缺乏合作意识。

　　目前，学生的创新精神事实上是让学校的制度枷锁给扼杀住了。赵晓透露，在香港，大学生必须要合作完成一个毕业项目，如果仅仅是依靠个人能力，这个项目就会不及格。

　　从企业方面来看，中国企业包括制造企业需要在内部人才培养机制上下些气力。针对目前企业对于人才流失的担忧，与会者进行了针对性的讨论。NEC中国副总裁、人力资源总监曹来京告诫中国企业，不要因为惧怕人才流失而不敢培养人才。他认为应该以社会责任感看待企业的培训，一方面是从岗位工作的效率来出发，为自己的企业需求出发，同时也为员工自身的成长出发进行培训。即便他走了，我们创立了一种创新的文化，一种协作的文化，一种重视人的文化，这种文化事实上是输出了人才，这是企业需要承担的责任。在NEC提倡的培养观是：企业不能保证一生雇佣你，但要让你一生都能受雇佣。

　　在这个方面，来自零点公司的总裁袁岳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和员工面临着非常激烈就业环境，中国的雇员往往能够做到比欧美企业员工更多的工作，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未来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和人才短缺方面遇到的困难不会像数字上那么严重。

　　视点：打开枷锁

　　在IBM的CEO调查中，大多数CEO认为创新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内部，尤其是缺乏创新文化。

　　传统的观念认为，创新主要是研发部门的活动。与会者认为，要成功而持久地创新，就需要从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创新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种文化”。

　　当然，做比说难。有关创造这种文化的最好方式有着很多争论。在这方面，与会者的建议很多，有些人建议调整激励机制和衡量标准来营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员工会不断地主动摒弃现状甚至尝试失败。还有些人建议放松组织机构的限制，为新的思想打开枷锁。

　　叶天正在这方面介绍了IBM的经验：在IBM内部，专门设有一个为创新而办的“智慧园”，所有IBM34万员工都可以在上面自己提交创新想法和实施方案，使好的创意下情上达，使智慧的火花和闪亮的理念变得成熟起来。这个举措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汇集了6000多条合理化建议。

　　同样，在IBM研究部门，创新环境更多的着重于给研究者以“自由呼吸的空气”。其全球8大研究实验室通过交换科研人员、虚拟环境合作、创新本地化等策略来通力合作并分享研究成果。另外，IBM公司还设有EBO（EmergingBusinessOpportunity）部门，负责协调冲突、保护创新以及商业机会的发现与科研成果的转化。

　　与会者认为，一种创新的文化需要CEO首当其冲，对于创新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认可。此外，中国制造企业要追求开放的合作式创新，公司必须寻找机会接近来自全球不同团队不同机构的具有潜在技能、才智和创造力的人。这可能意味着研发管理不再是一个分散的部门，而更像一条供应链，在这条供应链中最好的创意在全球动态交换。与会者甚至认为有没有专门的研发部门在今后或许并不重要，但是企业里一定要有创新的精神。

　　视点：谁的责任？

　　在IBM做CEO调查的时候也问了一个问题，创新到底是谁的责任？是每个人的责任还是部门经理的责任，还是高层的责任呢？说法不一。

　　执行官认为创新这是自己的事情，从经理人的角度说要调动下面的人有创新能力，或者部门经理说自己要有创新方法。总之，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到底应该由谁来管理创新呢？与会者认为，创新不是某个人的责任，既不是CEO、高级经理的，也不是部门领导的，而是整个企业的一种责任。

　　一个真正创新的企业应该保持组织内部思想的活跃性，简单明了的创意管理，快速的流程以实现商业价值。创意由组织各个层次产生，每个员工要能够负责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要乐于冒险，对于主管来说要容忍冒险，乐于冒险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要在整个机制上鼓励冒险精神。

　　还是要对领导人提出一些建议，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公司比其他公司更有创新力？创新能力能够在日常中激发创新的精神，有了创意之后怎样管理好？高级的领导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领导的风格都不错，有一种风格是管理型的，有一种是开放型的，管理型有可能非常的有效，开放型抓到事情就马上做、往前冲。与会者认为，事实上并不是说只有这一种或者只有这一点，其常常是一种混合的状态。企业的领导应该在需要的时候作出正确的判断，以摆正自己的角色。

　　视点：民族精神

　　徐和谊建议将创新看成是一种精神而不是成就。他认为，创新本身有一种危机感，实际上很多大企业创新是在危机的情况下做的，比如在20年前，家电市场上日本占据全中国，甚至占全世界。中国那时候以成本优势跟日本打得不可开交，在成本这方面日本打不过中国，那时候日本就转向高端产品，又开拓了一片市场，而中国的家电企业却只能还在低端厮杀。为什么？就在于我们缺乏一种民族的创新精神。

　　与会者建议，不要简单地以单纯的市场成败论英雄，如果是这样的话，创新的精神应该成为民族精神，中国目前缺少的就是这个。是不是中国的国民、政府、企业家多从创新精神层面上进行一些战略思考，少在创新成就层面上进行无谓的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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