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俊林：白酒具有最大的想象空间

    《论语》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给我的感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汪俊林更关注“道”而非“术”，因而在采访中，谈到某些具体问题如“根据地”时，我没有穷追不舍，而是由他点到为止。

    和汪俊林对话的整个过程中，他的声音从始至终都很平缓，既不卖弄，也不故作镇静，或是“套话连篇”，或是有一句没一句。看得出，他是在思考，是在认真地和你对话。两小时采访下来，我感觉，对于行业的进程、竞争对手的变化、郎酒的发展，的确如他第一次接受我的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对白酒行业的发展研究得还是很透的”。

    ■颠覆性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经常上演

    《新食品》：现在一提到白酒人们往往首先就想到茅五剑，茅五剑几乎成了白酒的“代名词”。5年、10年后这种格局会不会被打破，目前能预测吗？

    汪俊林：五年、十年之后，白酒行业的整合才会开始。这种整合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新的产业资本会控制一些区域品牌，从而形成新的垄断。所以，只有那些5—10年内在全国形成一定影响力的企业，才会有希望。我们看一二十年前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现在都成了大企业，比如海尔。类似这样颠覆性的企业故事，在世界范围内经常上演。我说郎酒要在5年内做到20亿元，一是我们有这个能力；二是强调发展的速度，就像牛根生说的，宇宙飞船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摆不脱地心引力，掉下来；一种是飞出去，这取决于速度。企业的发展也是一样，不能高速成长，就会高速灭亡。

    ■给年份酒“打个总结”

    《新食品》：参考洋酒的做法，白酒企业也搞起了年份酒。从整个态势看，年份酒好像一块烧红的铁，我想问的是，究竟哪些人在喝年份酒？

    汪俊林：我感觉，喝年份酒的主要是“商政精英”。

    《新食品》：这个说法我赞同，但是“商政”这两个圈子，其实有几类人。比如说“商界”圈子，我有个比方，有搞火箭发射的大老板，有“开面馆”的小老板，还有“中不溜秋”不大不小的老板。说起来“中不溜秋”的老板也可以算“商界精英”了。同样，“政界”这个圈子，也有几类人，传统的说法比如有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地厅级”官员也算“政界精英”，但他们不一定都喝年份酒，他们可能喝水井坊、1573更多一些，时不时“开开洋荤”喝喝年份酒。

    汪俊林：那准确地说，喝年份酒的主要是“商政精英中的精英”。

    《新食品》：这些人喝年份酒，到底喝什么？

    汪俊林：应该是喝品质，年份酒体现的是品质而不是年份。在消费者眼里，年份越久，酒质越好。我相信，喜欢喝酒的人是品得出酒的好坏的。有人说“90％的消费者不懂酒”，但是还有10％的人是懂酒的。这10％的人是消费者中的“喝酒专家”，他们的舌头比品酒专家还厉害，我就有这样的切身体会。这10％影响着另外的90％，这就好比10％的企业影响着整个行业的发展一样。我们不能说因为“90％的消费者不懂酒”就可以欺骗消费者，消费者的嘴巴是欺骗不了的。

    《新食品》：有道理！不过我觉得，年份酒品质好是最起码的条件，否则，不能叫“年份酒”。我的一个极端的观点是，喝年份酒其实是喝“价格”。举例说，我们在成都的“银杏酒楼”请客吃饭，这时有两种年份酒，一个是30年红运郎酒，一个是××年份酒，如果红运郎酒的价格高于××年份酒，我想请客的人会选择30年红运郎酒。喝年份酒也是喝一种“感觉”：在顶级的酒店，喝顶级的年份酒，体验顶级的享受。

    汪俊林：可以打个总结：喝年份酒就是喝品质、价格、身份、面子。

    ■“低价酒”不会消亡

    《新食品》：低价酒其实是个老话题，但是从价消费税政策调整后，低价酒的出路问题又被提了出来。

    汪俊林：名酒厂要生存，只有往高走，把低价酒的市场让出来。

    《新食品》：如果大家都去“血拼”高端，高端市场就要“爆炸”了，一“爆炸”大家都完蛋。

    汪俊林：我说“把低价酒的市场让出来”，其实是让出10元以下价位的市场。20—100元价位这个市场，它的潜力还是很大。现在一瓶酒卖十多二十元，相当于几年前的五元钱，社会经济水平在提高。

    《新食品》：那10元以下的低价酒，就通通被“赶”到农村市场去了；否则，如果不偷税漏税，只有死路一条。低价酒被“逼”到“山沟沟”里去，反倒是好事，商超等主渠道它进不了，实际上是净化了商超、流通等主渠道。

    汪俊林：你说的这种利好，短期内可能还看不到。在一段时间以内，城市里低收入的消费者还是能喝上低价酒的，当然，广大的农村市场更需要低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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