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混沌中走出中国式管理迷局

　　2、从路径依赖现象看中国式管理迷局

　　事物的发展过程对道路和规则的选择有依赖性，一旦选择了某种道路就很难改弦易辙，这就是路径依赖效应。这一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道格拉斯?诺斯将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阿瑟因在路径依赖方面的研究获得1990年度熊彼特经济学奖，而诺思则获得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错误的路径依赖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束缚作用。比如自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后，法国失去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不甘示弱的法国人在此之后选择了在政治上军事上与世界头号强国做对的战略原则，几百年来这种战略原则已经形成法国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的自然规则。在这种路径依赖效应的作用下，曾有许多法国军事、政治领袖向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挑战，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二战结束后，美国人的路径依赖是插手全球事务。现在，美国陷入纷繁复杂的国际争端中不能自拔，就是由于它的路径依赖所致。

　　而中国自近代以来，饱受列强凌辱，在奋发图强、反击外侮的过程中，养成了排斥外来事物，处处强调民族与自尊的习惯，以至于形成了相应的路径依赖，认为中国要发展，就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要有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因此，中国即使在学习外国的时候，也要强调“以我为主”。这种路径依赖限制了中国吸收更多外来优秀的思想，使中国的发展受到了根本的阻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就是这种路径依赖的反映。

　　而对于中国式管理来说，无论是打着“爱国”的旗号，还是打着“以我为主”的幌子，都同样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反映。而真正的爱国，应该是以国际主义精神，敞开胸怀接纳一切外来优秀文化。美国的国际主义精神事实上也是一种路径依赖，不过这是积极的路径依赖。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早日彻底打破近代以来的路径依赖，建立新的积极的路径依赖，无疑是重大的历史任务。而中国管理思想的构筑，应该走在破除传统路径依赖的前列。

　　3、从倍周期分叉现象看中国式管理迷局

　　事物在经历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必然会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新旧阶段交替的之际，人们将面临两难选择，同时，人们也只能在各种两难选择方案中确定其中之一种，作为其发展的道路。这种选择的过程，称为倍周期分叉现象。

　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发展，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新旧交替的倍周期分叉过程。如果说中国企业在过去的时间中，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用混沌的观点来看，今后仍将摸着石头过河。当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摸着石头过河”。前20年基本上是毫无章法的乱闯，今后却必须在逐步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新。因为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我们已经加入WTO，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与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发展阶段。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去考虑自己的抉择。对真正有危机感的中国企业来说，最迫切和最实际的是如何更快与国际接轨和缩小与跨国公司差距的问题，而不是构筑中国式管理的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在与跨国公司差距还十分明显的今天，还是在与跨国公司差距已经消失的将来，中国式管理的构筑都是一个伪命题。

　　而处于倍周期分叉阶段的中国管理，选择是“非此即彼”的。一旦我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就是历史性的错误，将产生极为深远的消极影响。因此，破除人们对中国式管理的错误认识，实为当前中国管理界的重要任务。

　　4、从奇怪吸引子现象看中国式管理迷局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体系处于结构变革时期，它的体系就属于耗散结构系统。这时该国的政治或经济生活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按常理难以解释的奇特现象，而且这种现象的影响力极大。这种现象就叫奇怪吸引子现象。

　　大变革时期的中国，是奇怪吸引子产生的沃土。房价的暴涨暴跌、温州民企的崛起、国有资产的流失……，到处都有不同寻常的事件发生。

　　奇怪吸引子表面的不规则性，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既然中国有这么多不同寻常的现象，就一定要总结中国式管理，以区别于美国管理或日本管理。

　　然而，奇怪吸引子现象并非表明背后有独特的模式存在。即使它蕴涵了某种规则，这种规则也很快会成为过去。比如，温州民企的成功“模式”，正在被他们自己所超越。奇怪吸引子之所以叫奇怪吸引子，就在于它是不可复制的。今天的温州企业如果再重复10年前的做法，无疑将会丧失成功的可能。

　　奇怪吸引子会随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它们是无法追踪的，它们无法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让后来者模仿。奇怪吸引子揭示了某种规律，但这种规律却不可能在下一个时刻再次出现。

　　中国式管理很大程度上正是被奇怪吸引子所迷惑。但事实表明，想从一些中国特色的现象总结出中国式管理的做法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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