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首先应当是一个人，就像有环保意识一样，也得维护社会环境的和谐与稳定；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却表述不当，换种方式同样可以达到倡导理性消费的目的，他并未如此，而是把善意提醒变成幸灾乐祸。
任志强是条汉子，因为他总是讲一些实话，从“房地产就该暴利”到“贫富分区很正常”，再到“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语不惊人誓不休，一次次以地产商眼里的真实挑战着公德与良知的底线。
冯仑是率真的，他口无遮拦地说出“房奴活该”，并把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买房，形象比作“幼儿园的小男孩找媳妇”。这位被誉为房地产思想家的商人，低调一段时间后，一鸣惊人，依然有学者的智慧，只不过这次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些话是真实的，但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商人首先应当是一个人，就像有环保意识一样，也得维护社会环境的和谐与稳定；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却表述不当，换种方式同样可以达到倡导理性消费的目的，他并未如此，而是把善意提醒变成幸灾乐祸。
所以，那些真话无德的地产大佬，请你们闭嘴！
仅有真实是不够的
任志强说的差不多都是真话：房地产暴利是一种行业现实，并且暴利不会全落进地产商的口袋，而是有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贫富分区的出现确实是目前的现状，而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高端地产项目的“扎堆”，也是实情；至于商人重利轻别离，更是古今通理。
但是，仅有真实是远远不够的。社会提倡的行为标准，除了真，还有善与美，并且要求这三者的和谐统一。首先，真、善、美是辨证统一的，任何一项的缺失都将影响其他标准的执行和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过分强调真而忽视善与美，有可能造成丑与恶的泛滥；其次，我们追求的真、善、美三个标准的最大化，而非仅是其中一项，所以，有可能会使某一标准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以达到三者的共同性和最大化。
这个社会真实的东西很多。家庭出身的不同，是一种真实；占有资源的多寡，也是一种真实；垄断造成高定价，是一种真实；因能力、机遇等不同而出现的贫富悬殊，也是一种真实。
但若是一味地追求真实，而置善和美于不顾，那无疑将是社会的灾难与多数人的痛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血统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命里注定就要戴上一顶高帽，社会地位低下，更别说享受到什么教育机会。同样，若承认占有资源多寡的真实，那权钱交易岂不顺理成章，一切的弱肉强食将与动物界别无二致。若强调垄断的真实，消费者就该多交钱，《反垄断法》也变得多余。
“房地产就该暴利”是一种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并包含了几分类似于“顺天承命”的调调。“只给富人盖房”是一种真实，但这种真实是不负责任的、孤立于社会的真实，钱地产商来赚，所有的外部成本全由社会负担。“房奴活该”也是一种真实，但这种有道理的真实，分明透着些许为富不仁与良知的泯灭。（排版时，变换字体）
盈利边界与说话的底线
“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是有道理的，赚钱当然应是经商的第一要义。但商人如果只管赚钱，损人利己可以盈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是一种态度。这样，社会岂不乱了套。
凡事都有个边界，经商自然也有商道。赚钱是没错，但赚钱不能破坏规则，不能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不能向社会转嫁成本。
频繁出现的假冒产品，从掉渣烧饼的工业油墨包装袋到“齐二药”的假药，不胜枚举；而造假的理由只有一个，这样做成本更低，可以赚更多的钱。房地产领域，一心赚钱、偷工减料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业主与物业、开发商的矛盾屡见不鲜。
显然，商人不能只想着赚钱，不损害别人的利益，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是一条最起码的底线。
对地产大佬们来说，在公众场合发表言论同样存在着一条底线。即便不想承担什么社会责任，也不想跟黄如论一样成为慈善家，但至少他们应当保持冷静和克制，而不能口无遮拦，不计后果。（变字体）
这条底线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提出的四个“不”就非常有道理，即：企业和企业家应做到“不给社会添灾难”、“不给消费者添麻烦”、“不要忘记弱势群体”、“不要让改革倒退”。
但可惜的是，任志强们连一条都没有做到。
向钱看，还是向前看？
当然，四个“不”仅是最基本的要求，地产商们还必须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情怀，因为这样无论对社会，还是对自身，从长期看都是有利的。
固然，很多社会问题应当由政府来考虑和解决，但企业也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它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存在；权利与义务永远是对等的，从社会得到了利益，自然也应当回报社会，而不能只有索取，而不去奉献。
企业和企业家有可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但不能因此而逃避社会责任。
绿色与环保是近些年来的社会潮流，也是人们达成的共识。地球只有一个，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保护自然环境，实际上也是在爱护人类自己。
而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亦是同样的道理。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社会的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经济的繁荣发展，对每个人或企业都有好处，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平台；反之，激化矛盾、加剧不平等，也必然对企业不利。
任志强认为，贫富分区很正常，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只是，他忘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而目前的贫富分区只能加剧社会矛盾，而不可能让所有的穷人区也全都变成富人区。
也就是说，他只考虑了眼前利益，而没有看到长期利益，也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掉进钱眼里的地产商，应当把眼光放长远些，不要只盯着自己家的钱袋子。
拨开房价迷雾
一年前，易宪容预测房价会下跌，深信专家观点的消费者持币待购，如今大都懊悔不已。眼下，王小广又在预测房价下跌；同是经济学家的董藩站出来，要与王小广打赌，他看好房价上升，并自信会赢。
我们说不清谁更有道理，但房价上涨是目前的事实；我们更无法断言，谁真正代表着公众利益，谁又站在地产商的一边，或者他们都只是学者，而非什么代言人，但若是有专家黑嘴及媒体黑嘴，大家就应准备好多只口塞。
当供需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大量非可变因素（如土地的供应量、价格等）的存在导致供需严重背离的时候，不从制度层面寻求解决之道，仅讨论价格的涨跌变得毫无意义。
唯物辨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根本，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不能只看表象，而要深挖其本质；在众多因素中，抓住最主要的内因才是关键。
房价的升跌不过是地产问题的表象，搞清楚影响房价升跌的原因才是最重要的。而在诸多影响价格的因素中，无论加息等调控手段试图影响需求，还是一定程度地增加供应量，都收效甚微——买房的队伍依然排长龙，开发商照旧囤积房源。看来，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所以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要找到主因，恐怕得从制度层面去挖掘。
房地产本来就是一个政府控制的、部分市场化的市场。在这样一个市场上，最主要的资源土地是由政府来控制的。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拍卖，地方政府可以得到相应的收入；房地产企业经营效益好，上缴的税收就多。这些将房地产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谁都不希望房价降下来。这里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管理目标有不一致的地方，前者必须要效率与公平兼顾，后者更强调经济效率。这样，有可能削弱社会公平方面的政策在地方的执行力度。
在上述制度背景下，去年的国八条并没有多大的成效，房价照涨不误。而制度性问题不解决，多数政令也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如此以来，沉湎于房价之争的学者与媒体，无意中变成掩饰根本性原因的烟幕弹，或者可能替别人扮演了枪手的角色。越来越多的关于房价的观点，只能是“吹皱一池春水”，让人无所适从，更看不清水下的东西。
看得见的手
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应当请政府发言。用“看得见的手”变单纯的GDP增长为包涵了环保、公平、和谐等多元化目标在内的经济发展。
无论科学发展观，还是创建和谐社会，这些都不应与经济目标相割裂。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应当追求GDP、环保、公平、和谐等指标的同步增长，共同实现最大化；而不应仅仅偏重于某一项指标。
这些应一起作为考核政府官员政绩及职位升迁的标准，而不是只看经济增长，只看吸引到多少投资。
制度性的变化，将使政府官员更多地考虑这些目标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只想着GDP增长。行政手段与市场调控配合着使用，必要的时候通过“看得见的手”发力，而不再只是隔靴搔痒。
只有这样，让政府说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所有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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