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最想打的十人之一任志强

网友列出的“全国人民最想打的十人”名单中，他排名第三。他不是资产最多的房地产商，却绝对是招来骂声最多的。

别人忙着闷声发大财，他却忙着不停发表高论——尽管板砖横飞，他依然照说不误。他说，“真理不辩不明。”

有人称他为房地产界的“总理”，有人说他是“鸡肋”，还有人叫他“任大炮”，他都一一笑纳。

3月2日，在位于北京南礼士路的华远大厦董事长办公室里，头顶已现花白的任志强从满桌的资料和文件中抬起了头，双眉紧锁毫无表情地冲记者点点头，就算是采访的开始。

“他说话不会拐弯”

2月的最后一天，任志强写了《给小潘的第二封回信》(小潘指潘石屹)，然后把文章交给秘书上传到他的博客上。

任志强平时并不怎么打理自己的博客，不过但凡有他在别处发表的文章或观点，秘书觉得可以拿来回答网友疑问的，便会帮他上传到博客上。

这篇回信长5076字，任志强说，他写这篇东西只花了2小时。“这么长的文章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但专门给博客写还是第一次，这次是因为小潘特地打电话来让我写一篇。”

这篇东西是任志强货真价实“写”出来的。他一直拒绝使用电脑，再长的文章都是提笔而就，然后交给公司打字员录入。任志强称自己手写的速度比打字员录入还快，他觉得用电脑会阻碍他的思维的连贯。

这封信，以及之前任志强给小潘的第一封回信——《小潘的无知》立即成为新一轮的舆论热点。

若以资产而论，任志强的华远地产公司或许进不了京城地产三甲，但近两年来任志强只要一开口说话，江湖上必然是一阵刀光剑影。

2005年1月8日，任志强在“2005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发言说：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

2005年11月，在“2005首届中国地产品牌价值评估与品牌评选活动”论坛上，任志强说：房地产行业就应该暴利；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

2006年2月，在上海举办的房地产论坛上，任志强说：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很正常。

曾有好事者在网上发帖称，在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中，任志强排名第三。

在这次讨论中，任志强毫不留情面地批评了他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和私人朋友潘石屹。他用了一个非常直白的标题：《小潘的无知》。

“我这么批评他没什么，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任志强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记者，小潘是我的学生，他的第一块地就是我卖给他的，那个时候他连什么是“七通一平”(房地产术语，七通指通电、通水等，一平指平整土地——记者注 )还不懂呢。

“他说话就是这样，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潘石屹说起任志强不禁微微苦笑，“其实很多事情他说的都非常有道理，但就是表达方式有问题，让人难以接受。穷人富人这种说法太刺激，很容易伤害到像我这样从甘肃天水出来的穷孩子的自尊心。”

3月4日，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录制现场，任志强和潘石屹面对面。结果滔滔不绝的任志强让潘石屹根本逮不着说话的机会，节目主持窦文涛适时塞给潘石屹一个小铃铛：“你要说话的时候就摇这个铃铛，表示抗议。”潘石屹摇了铃铛，任志强没有理他，继续说——抗议无效。

“任大炮”

业界给任志强起过一个绰号：“任大炮”。他不仅炮轰过小潘，还炮轰媒体。

2005年10月，在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年会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有记者和任志强谈起“炒房团好不好”的话题，一向坚持认为“炒房有理，炒房无罪”的任志强放出狠话：“我认为市场就是买卖，只要买卖关系是合法的、法律没有禁止就是好的，怎么用炒呢，如果媒体用炒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把媒体杀了。”

这是一句玩笑话，不过的确有记者觉得，采访任志强是一件心理压力巨大的任务。

一位女记者回忆说：“(任志强)谈问题谈的很好，见地深刻，但你必须事先做很多准备，否则会被当面指摘，让你下不了台。”

在华远大厦6楼的董事长办公室见到任志强的时候，明显感觉到眼前这个人的一股“拽”劲。任志强正在满桌资料和文件中埋头写文章。没有寒暄，没有礼节性的笑容，甚至连握手的程序都被省略。直到交换名片时，他才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夹着一张名片递过来。

在给“小潘”的第二封信中，任志强毫不掩饰自己对媒体的态度：也不管我是在开会还是在工作，记者们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媒体的事儿最重要。好像我没有其他的工作，只是为了媒体在活着。

任志强对媒体的不满之处还在于，“媒体根本没有弄清我在说什么，就断章取义地曲解了我的话”。他写道：“几乎更多的媒体都摆出一副如果我不接受采访，他们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曲解我的原意的架子。用任志强拒绝采访来证明我的观点的错误。”

即使是这样，任志强还是忍不住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被“曲解”，哪怕招来骂声一片。

“说实话的人最可恨，但这社会不能全都说假话。也许你说了真话别人会误会，但你一定要说了，别人才能明白。” 任志强自称网上赞扬他的话从来不看，批评他的话他都会仔细看，有些无理谩骂就置之不理，如果是“确实糊涂”的，他也会回复一下。

“有没有看到过批评得有道理的呢？”记者问。

“没有！”任志强的回答斩钉截铁。

“鸡肋”

任志强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要他认为正确的就要坚持，不管面对的是公众还是领导。据他说，他从在部队开始就是如此。

任志强1969年参军，成为38军的一员。11年的行伍身涯，任志强除荣立下1次二等功和6次三等功外，还落下一个“鸡肋”的绰号。

一次上级要来团里考核，时任参谋的任志强承担了修理靶场的任务。靶场还没有修好，副团长就带着优秀连队来，想临时增加一堂打靶课。任志强不干了：靶场还没有修好，如果今天让你进来打了，明天就要让别的连队来打，最后工期完不成谁来承担责任？他当着一个连战士的面把副团长轰了回去。

一个小参谋竟然这么“拽”，敢把副团长从靶场轰出去，这事引起全团哗然。

任志强认为自己是坚持原则，没任何错误。但团长为此给他起了个绰号：鸡肋。意思是说任志强经常不听领导说话，但在某些方面又的确不错，实在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任志强觉得“鸡肋”这个说法实在适合自己，特地找人把这两字用毛笔大大的写在纸上，贴到宿舍的墙上。结果被团长发现，当场撕掉，还外加上一顿痛骂。

1981年任志强最后一次立功，部队给家里送来喜报，任志强也喜滋滋地向父亲夸耀。父亲非常不屑一顾：你立个破功吹什么，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当了很大的官了。

任志强说他当时被刺激了一下。任志强对自己的性格有了清晰认识，以“鸡肋”性格，他在部队永远也无法超过父亲在战争年代的提升速度，于是他决定离开部队。他也放弃了转业去公检法系统的机会，而是进了青年服务社，开始下海经商。

复员费发了2800元，任志强拿出900元买了辆摩托车。

1984年，任志强进入华远集团，担任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的经理。第二年，公司盈利，任志强拿到1.6万元的奖金，于是给自己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小轿车。

无论是摩托车还是小轿车，在那个年代都算是“抖”上天了。任志强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认为这些是为了工作方便。

时至今日，任志强仍然没有改掉“鸡肋”脾气。

2005年8月央行发布《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提出了取消期房销售制度的建议。4天后，任志强以华远集团总裁名义发表一封“万言书”——《逻辑混乱的地产报告——央行报告中的疑问》，炮轰央行报告“只知信贷而不懂房地产”，“央行对中国房地产的认识水平太低、太差了。”

“这种话别人都不说，就他一定要说，说出来实在是得罪人。他的缺点就是太耿了，只要他认定正确的事，他就一定要坚持。”任志强的同事很担心他的脾气。

“他把谁都得罪了，以后不要说我认识他。”潘石屹哈哈笑着打趣。

地产界的“总理”

京城房地产界对任志强有一个称呼——房地产界的“总理”，意思是说他管的都是总理才应该管的事儿。对这个称呼，任志强坦然接受。

外人都以为这个说法是潘石屹提出来的，其实是万通集团的总裁冯仑，他还给任志强下三个定义：“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不当事，没事找事。”

任志强的办公桌上堆放着满满的书籍、资料和文件，几乎可以将坐在椅子上的主人淹没。从2004年房地产宏观调控以来，任志强先后在这里写了3次万言书，还有中央部委点名要他参加的座谈会讲稿，皆是亲力所为，无人代笔。

任志强对政策研究极其热衷。他研究业权、担保制度，并在华远公司率先推行。

“我们所做的事情，表面看来是一个公司行为，但是一旦形成以后，就可能对中国今后几十年产生重大影响。”

国务院去年以文件的形式推出担保制度，任志强认为华远起的恰恰是表率和推动作用，“今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它都会延续下去，物权法都要引用它；再如业权，今天看来业权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但是几年以后，很可能就变成一个法律。”

这些都是超出房地产项目的问题，被任志强认为是自己的事业，是“乐趣的重要部分”。

中国住宅产业商会的《中国住宅》主编钟彬对任志强的评价是，“像个政治家的房地产商”。

“我最不愿捐钱给穷人”

任志强提出“穷人富人论”之后，有人攻击他是开发商这个最有钱群体的代言人，不关心穷人。

“我有四重身份，每重身份做的事都不一样，一般人根本搞不清这里面的关系。”任志强解释说。

第一重身份是华远集团的总裁。“华远集团是国有企业，我要对国家负责，集团的钱不能说想捐给谁就捐给谁，这要国家同意，比如SARS时国家说捐100万我们就捐100万，没得说。”

第二重身份是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要求我对公司的股东负责。这两年大大小小捐了不少钱，大多是以这个身份捐的。”

第三重身份是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轮值主席。“这个位置上我就要代表房地产商，就要为行业说话。”

第四重身份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我在这重身份上就是为穷人说话。我提出房地产担保制度就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着想；前两年首都机场过路费从10元提到15元，我第一个提案反对，后来又重新降回了10元。”

“但我最不愿捐钱给穷人。”任志强初中没毕业就被分到陕西延安县插队。1999年任志强和当年插队的队友一起回到延安县，发现当地仍跟以前一样贫穷，曾住过的窑洞塌了一半，窗棂上还留着当年贴过的报纸的痕迹。

任志强以个人名义给村里捐了10万元，又让当地武装部挑了40多个文化水平相对好一点的村民，把他们带到京郊的一个别墅区当保安、园丁。

结果一年没到头，这几十个人几乎都跑光了。接着，任志强又听说，村里并没有收到那笔捐款，钱到了县扶贫办就不知去向。

京郊的门头沟一所小学说要建学校，华远公司主动捐了20万。后来校长来想要40万，因为盖学校花了120万。任志强一怒之下一分钱也不给了，盖一所小学哪里要用120万那么豪华？

“我们不愿意把钱捐给个人。这种输血式的把钱直接捐给穷人只能帮助到几个人，我们更愿意把钱捐给扶贫基金，因为扶贫基金不是一对一的，它能够创造更多的产值，能够通过培养一个孩子拉动十个孩子。”任志强在去年一年就捐助了17 个基金。

“如果你说的‘不愿给穷人捐款’这句话出现在报纸上，恐怕你又要挨骂了。”记者对任志强说。

任志强听了却毫无反应。

冷面总裁

任给有些记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看起来很凶，呃，从来没见他笑过。”

华远集团的员工们很少能见到任志强的笑容。即使是在电梯间里和他打招呼，他也常常若有所思地置之不理，或者冷冷地“嗯”上一声算作答复。一位跟随任志强11年的员工说，从来没有从任总嘴里听到一句直接赞扬的话。

任志强解释是：“工作时间嬉皮笑脸怎么行？一个董事长得维持形象。夸奖一定要放在嘴上么？我给他们发了奖金，这难道不是夸奖？”

一位跟随任志强近20年的华远老员工说，其实任对于员工是非常宽容的，虽然做事风格果断利落雷厉风行，却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暴躁。他也会批评手下，但绝对就事论事，不会针对个人。“这么多年来没有见到他把谁说哭过。”

几年前一个女员工工作上出现失误，年底时人事部门决定不再和她续约。有人告诉她直接去找任志强，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掉几滴眼泪他一准心软。这个女员工一试之下果然如此。

SARS期间，任志强安排公司为每名员工发口罩、消毒水、中药、利巴韦林、核酪、打增强免疫力的“胸腺肽”，人均费用高达1300元，超出大多数公司的标准。利巴韦林是香港用作SARS治疗的药品，当时供应非常紧张，任通过多方联系，不声不响地将药订了下来。

与任志强共事18年的华远公司财务总监袁绍华说，2001年企业分家的时候，许多员工宁愿拿着比以前少30％的薪水，也要跟着任志强去新公司。

任志强平均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他的日程常要以一刻钟为单位来安排。他除了要处理企业事务外，还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任志强的秘书说，他非常守时。公司早上8：30上班，只要不在外面开会，任志强总准时到办公室，从不迟到。

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邀请时，任志强只留了半个小时的空档。秘书提醒他可能不够，“他们的节目播出只要十几分钟就够了。”任满不在乎地说。

任志强用的手机是一款市面上已经找不到的摩托罗拉A388，手机外壳已经磨得斑驳不堪，这款2001年上市的产品现在的价格可能不会超过1200元。

任志强不喜欢穿西装。曾有记者看到任志强参加一个房地产商的聚会，别人都是正装出席，只有他穿了一套休闲装。

“我平时不喜欢穿得特别正式！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在任志强看来，穿西装与开奔驰都是工作需要，“不然谁给你投资？”

读书、桥牌、女儿

任志强办公室有一面书橱，里面装着古今中外各行各业的书。任自称从十几年前就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天最少要读6 万字的书，一直坚持到今天，只不过现在一部分读书任务被阅读文件和材料所代替，但对任来说这同样是获取信息。

任志强去年坐飞机168次，飞机上的时间被用来阅读大量书籍，任志强说他读书速度快，一本20多万字的经济学著作快则4个小时，慢则半天一天就能看完。“我不是走马观花的看，我一边看一边做标注。”他翻开一本刚刚看完的书，几乎每一页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其实你读过的书越多，就会看得越快。”

任志强随便抽出一本《1998年统计年鉴》，翻开一页指到国家统计局关于国内收入阶层划分的依据，这就是“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这一说法的来源。任的手上有16个国家的房地产数据资料，还有小到国内某县级市的房地产资料，潘石屹想不起哪个数据的时候就会给任志强打电话，很快任就会查出这个数据以及来源出处。有人听过任志强的演讲，据说连续讲三个小时不用讲稿，所有数据、条文不会出一点错。

财务总监袁绍华对任志强的记忆力非常佩服：“经常是几年前的一个数据，他都能立即告诉你是哪一年哪一份文件里的，连文号是多少他都记得。”

《安家》杂志主编刘文斌说，任的文章里大量引用的数据和政策条文都有现实出处，非常具备说服力，这是某些专家都没有的。

任志强喜欢桥牌，华远公司赞助了北京市所有的群众性桥牌比赛。但他偶尔也会在午休的时候和同事打上两把拖拉机，据说牌不好的时候会闷声不响，打赢了的话也会得意得哈哈大笑。

任志强在自己写的《任人评说》一书中这样记录了他50岁生日时的感受：“十几年的军旅生活使我有了强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性格。也许所有的员工都只看到了我严厉的一面……古语曰‘男儿有泪不轻弹’……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则在于他们无法在家人和下属面前流泪。”

任志强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个规划。“也许3年后我就退休了，不再管企业的具体事务；再过几年真正退休时就开个幼儿园。受孩子影响，自己可以活得更长些，变得更年轻些。”

任志强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女儿的照片。女儿今年10岁，在上寄宿学校，只有周末回家。而任志强周末时间大部分在出差，所以一两个月才能见到女儿一面。“从她出生就是这样了，她也已经习惯了。但我只要有空，一定会去陪她。”只有在说到女儿的时候，任志强的眼中才闪过一丝难得一见的温柔。

——对话任志强

记者：2005年初的时候，你说“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这句话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仿佛房地产商在歧视穷人……

任志强(以下简称“任”)：商品房市场就是“富人”的市场。按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七分法，按中央以及国务院文件可以享受社会住房保障待遇的口径，七分法中中等偏下收入以下的家庭可列为“穷人”，而文件中所说的“ 中高收入家庭”就是目前中国的“富人”。

国家的住房政策是：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可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中高收入家庭则不能享受政府带有补贴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不能享受廉租房。这一政策已被证明是正确而且成功的了。

对低收入家庭而言，能花自己的钱买得起房的都是“富人”，只是富裕的程度不同——有的买二手房、有的买经济适用住房、有的买一手市场的商品房、有的买商品房中的高档房。

在住房问题上，“穷人”与“富人”只涉及一个收入划分的标准，就是是否被列入国家提供社会保障补贴的低收入家庭。尽管各地这一标准不同，但这就是“穷人”与“富人”的标准。

既然国家文件中早已明确了这样的贫富标准，我们又何苦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又有什么不能承认商品房是为满足富人消费的商业行为的理由呢？商品房市场是属于中高收入的“富人”的市场，无可置疑。不管网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所有的开发商都是为“富人”服务的，无一例外。

记者：之后，你又提出了“不要让所有老百姓都买房”，难道老百姓自己买房也有问题吗？

任：如果中国的住房政策和社会舆论都认为应该让所有的城镇百姓都掏自己的口袋、凭劳动的收入去购买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一定是一种错误。这不但是对低收入家庭的一种不公平，更是对“穷人”的不负责任。

如果政府认为可以用市场化的商品房供给方式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那么政府就可以推卸和逃避专门用财政拨款和转移支付建立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制度，就可以不再对这些改革中的非受益者负责，可以把他们无条件地推向市场，而放弃政府的责任。

我始终坚持“不要让所有百姓都买房子”的观点，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解决要靠政府，靠社会住房保障制度；不仅仅是建更多的经济适用住房让低收入家庭购买，还要建更多的廉租房用租赁方式解决住房问题。

记者：你曾说“富人住不上好房，穷人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

任：有钱人住好房子，没钱的人住差房子，这是很正常的，只要有钱人的钱来得正当。

地产商盖好房子，并且只有把这些房子高价卖给富人，政府才能把更多的土地出让金转移到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中去，从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

如果富人住不上好房子，穷人是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的，所以穷人应该希望富人多去买豪宅。因为买得越多，富人才会纳税越多，国家财政用于补贴穷人的资金才越多，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只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住上好房子，才能产生带动效应。

靠房地产商给穷人盖房子并不能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穷人应该靠政府财政转移和二次分配来解决住房的问题。如果中国一直有仇富的概念，或者是不能满足不同阶层的消费需求，中国就不会有进步，经济就不会有发展。

但是，我也不赞成大肆渲染豪宅，毕竟现在还有很多穷人，渲染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增加社会矛盾。但一定要允许豪宅的存在。

记者：有人批评你的这种种说法“缺乏社会责任感”，把所有问题都抛给了政府？

任：企业家的责任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为投资人赚钱。尽管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也同样要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在考虑商品供给时，市场中不存在救济穷人的问题。

企业家的责任，包括让所有的员工与全社会的公民通过经济活动而富起来。开发商要盖好房子，让城市的土地利用价值提高、让城市的面貌改善、让人民住上好房子有好的生活品质、让其产品能生存得更长久。开发商要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合法经营，包括合法的纳税、提供可以用于转移支付的财政税收等等数不清的责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