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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达克，美国人的口味？

本刊记者｜陶俊杰

“为了上市，有时候先要拿自己开刀！”

“我们的上市过程很辛苦。”当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之后的中星微总裁邓中翰发“牢骚”的时候，或多或少总会被媒体理解成“没事偷着乐”。

“我认为邓中翰的话很中肯，去纳斯达克的上市之路大抵如此。”刚刚从珠海炬力总经理位置上改任“副董事长”的赵广民说。或许他也正在“偷着乐”：珠海炬力已经步中星微后尘，于11月30日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

“为了上市，有时候先要拿自己开刀！” 赵广民说。为了使珠海炬力更加符合投资者的口味，珠海炬力在上市前就有相当一批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刚刚到位。但是这些都是在芯片行业拥有很深的背景并且为海外投资者所熟悉的人，其中包括早前刚从中芯国际离职的邱慈云。“他是我们请来的独立董事。”赵广民说。

其实，这种事情至少在很多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前都曾经发生过。 “为了比较容易获得美国投资人的认可，在我们的管理团队里，聘请的独立董事包括Oracle的前任董事会主席，还请了Joan Granfos来做顾问，他是美国证监会的前任主席。” 中星微的三位共同创始人之一、副总裁张辉如是说。

做好了这些“硬”工作后，赴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大抵还要表演一下“嘴皮子”上的功夫，也就是所谓的路演，“在世界各地投资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和投资人当面沟通，向他们推荐自己的企业。”

“我们一共进行了98场投资者见面会，从新加坡到中国香港，从伦敦到纽约，从波士顿到费城、休斯顿、旧金山。”邓中翰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中星微的这些见面会是在3个星期时间之内完成的。同样，珠海炬力IPO小组的人也“经常一天要进行5场路演。”

中星微和珠海炬力的IPO被媒体形容为“流血”上市，尽管坊间普遍认为它们的发行价定价偏低，未能准确反映出它们所处的行业地位。“这要归功于美国投资人的偏见。美国人习惯理解由‘copy to china’模式成长起来的中国公司，但是对于从他们那里转移出来的半导体产业总不是那么有信心。”

作为立足于中国市场，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企业，中星微和珠海炬力起初并不受美国投资人的认可。为了让他们了解自己，珠海炬力不得不在其招股说明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耐心地解释自己到底如何操作业务。在一部分美国投资人看来，来自中国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公司”宛如天上的星星。“他们对此将信将疑。”赵广民说。赵的说法与邓中翰的“牢骚”不约而同。邓中翰在总结上市过程的时候，“为了消除美国投资人的置疑，我们需要额外付出很大的成本。”

和第二波登陆纳斯达克的很多中国概念股一样，上市前“中星微已经连续九个季度实现赢利，我们帐面上有很多富余资金。”邓中翰习惯对此津津乐道。同样珠海炬力也并不缺少赢利。2005年前9个月，它的净利润达到了5370万美元，而其2004年的同期只有985万美元。成长之快若此。

“自己有钱却还要费那么大劲去融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事实上，这大概要算是中国芯片设计企业遭遇的一个“集体烦恼”了。

“我们上市，更多地是为了把生意做大，做到全世界去的一个需要。如果没有上市，很多国际性大企业是不乐意跟你做生意的；但是一旦上市，他们觉得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是一种实力的象征。生意就好做了。” 赵广民说。这看起来像是在另一个层面迎合美国人的胃口。

面对这种游戏规则，中国企业有时候可能会要经历痛苦的选择过程。由于当时中星微甫一上市，其发行价就下跌了将近20％。珠海炬力原本的反应是此时上市时机不当，市场反应不好，因此就有人提议推迟上市。但是，考虑到长远的业务规划，经过短时间的踌躇，珠海炬力还是选择于11月30日正式上市。

最终，珠海炬力发行价仅有8美金，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中星微IPO之后的资本推手

本刊记者｜陶俊杰

细分市场的独特定位和不凡的四轮融资经历，使中星微的上市过程既充满曲折又理所当然

11月15日，这家位于中关村专攻数字多媒体的芯片设计企业正式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挂牌交易。霎时间，中星微笼罩在一片光环与喧嚣之中。

然而，中星微股价在开盘首日即窄幅下跌。当《互联网周刊》向中星微董事长邓中翰问及如何看待首日股价表现时，邓中翰回答说：“从企业和老股东的利益出发，希望发行价定得高些，这样同样的股份稀释就能募集到更多的资金。但过高的发行价又会影响到新投资者的积极性。我认为，上市后的股价当天涨跌在20％的幅度以内都属正常。”

新“中国概念股” 亮相

作为第25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中星微与“前辈”们稍有不同的是，它并非搭乘美国投资者比较容易接受的“Copy to China”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星微更多地强调它的“中国”属性。对此，美国人心中的疑问以一种相当直接的方式递给了邓中翰。那是在中星微挂牌交易两天之后，当时邓中翰被邀请参加纳斯达克闭市敲钟庆典，美国CNBC的一位记者问他：“你们有没有核心技术，有没有知识产权？”美国人绕过有关公司和产品的问题，直接问及“知识产权”，这多少有些出乎邓中翰意料之外。不过，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事实上，中星微在其所在的细分市场处在绝对领先的位置。邓中翰说：“中星微的芯片都是自主开发的，拥有500多项专利，包括几十项美国专利，从来没有在知识产权方面出现过任何问题。我们在很多市场上打败了竞争对手，并大量打入索尼、三星等一线品牌；Sigmatel等公司一直想进入手机市场却未成功，而我们已经进入了手机市场。”

中星微的到来，是对美国人头脑中“中国概念股”观念的一次更新。 “美国人习惯认为中国只能出制造业公司，或者是服务业公司（网络公司被认为是服务业公司的一类），而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国设计和技术公司，在他们看来还是新生事物。” 中星微副总裁、共同创始人之一的张辉指出，“不过，我们的到来，正在改变这一印象。”

特殊的首笔“创投”

与中星微做为新“中国概念股”的闪亮登场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它在私募融资时的独特经历。从开始成立到上市，中星微一共进行四轮融资。

对中星微而言帮助最大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投资方是来自信息产业部的基金。当初，中星微几位创始人携有领先的低功耗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而且有着国外名校和著名公司的技术任职背景，按说应该顺理成章地在硅谷创建公司，而他们却选择了回国创业。

凑巧的是，当时信产部正在讨论如何以硅谷模式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国芯片设计公司，并且信产部正好拥有由财政部划拨用于扶植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总额1亿元人民币。

当时的接触对双方都有利。一方面，当时中星微希望信产部能够按照硅谷模式作为创业投资方投资企业，但是在企业具体经营管理上除非必要不要干涉太多；另一方面，当时包括信产部在内的政府有关部门，也正在探索扶植高新企业的新模式。“这种讨论正好发生在国家的‘908’和‘909’工程之后。”知情人士介绍，“在‘909’工程中，国家投资了5亿美元，但是效果并不好，单靠自己人做不出来，后来只得跟日本NEC合资了。不过，当时政府直接运作创投基金也是有风险的，所以信产部非常谨慎。”

正是由于有此背景，经过反复考虑，双方最终决定由信产部按照创业投资的方式向中星微注资1000万元。虽然是采用创投的方式运作，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信产部的表现还是相当谨慎。

盈富泰克（Infotech）创投正是信产部后来为了管理所投基金而专门在开曼设立的一家投资公司，它所管理的基金中就包括了信产部最初投向中星微的1000万元。

现在担任盈富泰克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的刘廷儒，当时是这个项目的直接执行人。那时候，他还在信产部当处长。他说：“信产部支持中星微的1000万元，与以往的政府扶持高科技企业的方式有所不同。这笔资金是政府按照创业投资方式运作的一个试点。”

作为政府资金的管理者，刘廷儒透漏的一个细节或许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的想象力。他说：“虽然我们开始占了相当大的股权，但是在中星微以后的融资过程中，凡是新引进的投资者所稀释的都是我们的股权，管理层的股权并没有动。这样就保持了对管理层的激励。”在中星微经过四轮融资稀释之后，这笔来自政府的创投还占10.9％的股份。

后继的三次融资

拥有政府“创投”的好处除了可以让中星微时刻了解政府的产业政策、获得税收等优惠之外，还可以像普通创投接触新的融资渠道。

“有段时间，中星微从信产部所融的资金快花完了，后来已经非常紧急，这时候他们必须又找到一笔投资才渡过难关。”这笔“非常紧急”的创业投资来自于加拿大鲍尔太平洋创投，而它正是通过政府人士介绍过来的。

“加拿大鲍尔太平洋创投当时想了解政府对待芯片等高新产业政策，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后来正是在刘廷儒的引荐下，鲍尔太平洋和正为资金匮乏发愁的中星微见了面。鲍尔太平洋当时仔细分析了中星微的情况，尤其对其中存在以创投方式运作的政府资金的情况非常感兴趣。最终，他们决定往中星微注资350万美元。这就是中星微所获得的第二轮融资。

企业的成长壮大直至上市正如孩子的长大，需要不断地注资哺育。刘廷儒介绍说：“中星微在完成其第二轮融资之后，后来又融了一轮。”不过，在这一轮的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多数是私募资金和富士康集团等。

最后一轮投资是美国General Atlantic Partners 与日本富士通等公司的企业策略投资，一共大约在2500万美元左右。在此之后，中星微凭借自己的业绩已经超越了其业务的盈亏平衡点。

与中星微引入此前后四轮创业投资几乎同时，它先后发布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光一号”、“星光二号”、……、“星光五号”等数字多媒体领域的系列芯片。这些居于同业界最先进技术的芯片让其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在世界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上甚至占有了60％以上的份额。来自中星微公司招股说明书的信息显示，该公司去年的总销售额为5000万美元，而今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了4000万美元。

作为创业资本循环和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让早期哺育中星微的VC拥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由于受到上市条款中有关“禁售期”的限制，作为最早机构投资者，“信产部基金只卖出其手中股票的10％”，刘廷儒说。

不过，这10％的股份已经足够收回当年信产部投入的1000万元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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