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豪袁宝璟的红与黑

　　第二件事发生在卓玛搬家之后。据卓玛介绍，自从胡同历险结束后，为了孩子以及自身的安全，卓玛把家搬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别墅区，但是没过多久，就先后有一辆奥迪和一辆小面包车找上门，其理由分别是找卓玛和修水管。事情发生后，卓玛决定把孩子送往外地。

　　第三件事更为惊险。2004年8月17日晚上，卓玛与袁宝璟的法律顾问一行，乘最晚一班飞机到达沈阳机场。下飞机之后，卓玛就发现有人手中拿着自己的照片，然后从沈阳到辽阳的一路上都被人跟踪。“我很紧张，律师也很紧张。我们上了车以后那个车就跟踪我们，我们就躲，从沈阳到辽阳的路上有很多大货车，我们的车就躲在两个大货车中间，车速一直保持在30公里。”

　　卓玛说，是辽宁的某种势力要袁宝璟的命。2002年，辽宁省政法系统的那位领导提出由建昊集团为他推荐的某公司到香港上市提供支持，之后，袁宝璟出资上亿元支持该公司上市，该笔资金袁宝璟多次催收，至今尚未收回；那么，袁宝璟一旦死了，这上亿元的资金也就自然落入人家的钱袋了。2005年6月1日，袁宝璟在看守所向他的两位代理律师口述了辽宁省政法系统那位领导通过汪兴找到他，要求他帮这位领导洗“黑钱”，并开出每洗1000万元提成300万元优厚条件的事情(了解这位领导黑幕的四个人，三个已经不在人世)，当律师通过看守所干警让袁宝璟在会见笔录上签字时，看守所竟然找出各种理由就是不让袁宝璟在这份笔录上签字。无奈之下，卓玛只好在北京长安公证处的公证下，将这些举报材料寄、送至辽宁省有关领导和部门。

　　自从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卓玛倒显得坦然了。她说是祸躲不过，如果她因为这些事被害，反倒证明了自己先生的清白。因此，她毅然搬回到了自己的家。

　　“给企业家提供一个客观的、公正的社会环境和生存发展，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大问题。一个人倒了，一个企业就跟着倒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建昊集团高管如是说。6月17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朝阳门北大街的富华大厦F座16、17层建昊集团的办公地点，只见这里早已物是人非，只有墙上因为取走铜字招牌留下的印迹还能依稀看到建昊的身影。这位高管说，为了降低袁宝璟事件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公司不得不早早地就搬了家。

　　袁宝璟出事之后，建昊集团的经营出现了很多问题。据这位高管介绍，建昊集团如今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银行贷款。一些本来要到期之后才支付的贷款，由于袁宝璟出事而被要求提前支付。“有一笔5000多万的款，当时没有到期，提前三个月，银行不放心了，看到有这种原因就要求还款，按理说贷款是基于企业贷款，不是基于企业家本身来贷款，但是在中国很多人的看法，就是墙倒众人推”。

　　第二是债务人赖账。据这位高管介绍，以前跟袁宝璟很好的朋友，多年的合作伙伴欠袁宝璟500万块钱，当时要以他公司的实物分批偿还，“现在找他人都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但袁总要是一出来，他肯定又要请袁总吃庆功酒，最后500万他可能还会提前支付。像北京的另一个客户，欠建昊两三百万，他自己干脆都把车子卖了，显示他们公司很穷，袁总要是知道这个事情他也会寒心的”。

　　第三是合作方退出。据介绍，建昊集团的一个有线电视项目，以及一个IT网络项目，也因为袁宝璟的事被迫退出。

　　该高管认为，一个企业家出事能对企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正反映出中国企业的生存状态，“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和体制问题，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

　　而这一社会层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心理，不管是债权人银行，还是债务人或合作伙伴，在他们眼里，企业家这个自然人与作为公司的法人实体是一回事，企业家一旦有事，人们便会用有色眼镜来看这家企业。

　　社会的这种心态无形中加大企业的不安全因素，而舆论的压力有时则成为企业或企业家死亡的直接杀手。

　　在对建昊集团这位高管的采访中，他告诉记者，其实袁宝璟被法院一审判死刑已经是第二次被判死刑，因为媒体已经给袁宝璟判了一次死刑。“就像德隆一样，媒体舆论对德隆的这种价值判断，导致了它自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首先舆论宣判他死了，市场对一个企业失去了信心。”袁宝璟案一审才结束，北京的一个文学期刊就刊出了辽宁一个作家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全国很多报纸予以了连载。对于富豪的出事，大众是宁可信有不会信其无的，再加上某些不负责任媒体的推波助澜，将袁宝璟及其建昊集团推向了一个深渊或漩涡之中，公司搬家也是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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