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7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在跳动了一百年后悄然而止，巴金老人安详离世。文学界的观点是——巴老离去标志中国现代文学辉煌时代的终结。然而，他火一样的激情和他建构的历史风景仍在安慰世人的灵魂。巴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今天举行。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巨著，还有对商业和财富的思考。
“商业时代拼的是竞争力，而竞争力的强弱拼的是文化素质。经济越发展，越需要文化做底蕴，如果没有文化底蕴，则商业越发展，局限性会越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告诉记者。巴金老人留给当今商业时代的不仅是文学巨匠的品牌效应，更是竞争力的底蕴。
巴金著作热销 “一下午的时间有安徽、浙江、海南等几个省20多个书店打来电话，要求销售巴老的书，现在有关巴金的书都已经脱销了，只有《巴金全集》和《世纪良知——巴金》两部了。”10月18日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部的丁羽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据了解，自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名作《家》的销量为366万册，《春》为211万册，《秋》为205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林表示：“虽然现在有一些网站如腾讯在和我们谈巴金《家》等小说的网络版权，但是一般出不起价钱。我们同意把小说30％部分在网上挂出做宣传。”
作家出版社新版的《随想录》在10月19日上市，出版社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出巴金的书是对出版社来说，能够产生品牌效应。”这工作人员透露，《随想录》在三联书店版权到期后，作家出版社在2005年夏天和巴老家属协商把版权买了过来。
“从10月17日晚上到18日，我们连夜发书60万码洋。”出版《巴金选集》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华光告诉记者。贝塔斯曼媒介主管姚婷则告诉记者，贝塔斯曼要在网站11月底隆重推出巴金著作。另据了解，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巴金的家和〈家〉》正在重印，而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在今天推出巴金“人间三部曲”的手稿本。
《人间》手稿本定价600元 “我们在做巴老的《人间三部曲》（《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的手稿本，首印册数不多，先做市场试验，看看读者的反应，出版者需要站在市场前沿。”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郏宗培告诉记者，现在巴金的手稿在北京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收藏，别说普通读者看不到，就是文学研究者也看不到。针对这一市场空白，更是为了文化建设的需要，他认为手稿本值得做、有收藏价值，国外一些史料整理出版已经开始做这些工作。早在半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已经在共同策划出版巴金“人间三部曲”的手稿本。
郏宗培告诉记者，出版社为此次手稿整理投入30多万元。打算首批出版精装本300册，每一精装本的制作成本在100－200元，定价为每本500或600元，主要用于收藏和一些海外友人来参加文学活动做礼品用；平装本1300册，目标消费群体有普通读者、文学研究者和收藏者。郏宗培介绍，做手稿礼品这一用途是和巴金女儿李小林商量的结果。
郏宗培对这套手稿本市场前景看好，此前的类似的策划图书如1979年“七十年文学”系列《大家文库》等4套，公开的拍卖价格是22万元，这给他以很大信心。他认为，策划巴金手稿本是别的出版社没有想到的。可能有出版人认为现在读者对文学史料比较淡漠，但是有不少读者在上海书展上对这部手稿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要求订购。这套手稿本是抗战时期，巴金由重庆到上海颠沛流离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巴金作为出色的编辑家，手稿改动的痕迹不仅对文学研究者有用，普通读者也会获益匪浅。
电视剧《家春秋》即将开拍 据了解，东方慈文公司正在酝酿拍摄《家春秋》的电视剧，而在重庆，导演徐赤把《家》排演成了话剧。巴金的作品《家》自开明书店1933年5月出版单行本以来，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出版了33版，销售数十万册。该书1949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仅北京一地就印行了15次。到现在，《家》的发行量已达366万册，被多次改编成电影、话剧、越剧、沪剧、舞剧、电视剧等等。
巴金作品造就一代电影人，例如小说《家》曾三次被改编为电影。第一次是在1941年，上海电影界许多负有盛名的导演、编剧和演员，如卜万苍、徐欣夫、周贻白等以严谨的态度改编了这部名著。影片的上映引起了空前轰动，由徐莘园（饰高老太爷）、梅熹（饰觉新）、刘群（饰觉民）、王引（饰觉慧）、袁美云（饰梅表姐）、陈云裳（饰琴表妹）、顾兰君（饰瑞珏）、陈燕燕（饰鸣凤）组成的明星阵容，使影片连映一个多月场场客满，各家报纸好评如潮。《家》的第二次改编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香港中联公司摄制。第三次则是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当时陈西禾任导演和编剧，孙道临、张瑞芳、王丹凤、黄宗英、魏鹤龄的明星阵容组合，生动再现了小说原貌，而孙道临塑造的觉新令人印象深刻。
“激流三部曲”中的另两部，《春》与《秋》则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由香港中联摄制完成，由李晨风导演的《春》曾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在秦剑导演的《秋》中，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在影片中出演翠环一角。
巴金故居和巴金小学 “现在巴金故居的模型已经设计好了，在我们文学院展出。由政府拨款，第一期工程投资1000多万元，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四川成都巴金文学院的张仁士先生告诉记者，巴金故居现已立项。据了解，巴金故居建成后，不仅供旅游、参观者缅怀这位文学巨匠，而且巴金文学院将在这里设立作家班进行短期培训。
据了解，原巴金故居位于成都正通顺街98号，在1971年拆除。1904年巴金出生在这里。除有两年随父亲去广元县外，巴金在这里居住到19岁。另据了解，巴金当年在成都蓉东城根街小学读书，现在小学的名称改为巴金小学。
李嘉／图 往事素描 巴金经营文化生活出版社 “从某种意义上看，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价值比他本人再写几部书更重要。”巴金评论家陈思和就曾经说过。的确，在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文化生活出版社”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资料显示，从1935年5月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20年间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90％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出版史上的出版社不同，是个典型的同仁出版社。其“《文学丛刊》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因为其经营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所以巴金和几个发起人一直参与工作却不拿工资。从1936年到1949年，这14年间巴金写几十本书，他自己就是靠这些书的版税过活。当出版社在经济上周转不灵时，巴金还亲自到别的出版社预支版税以解燃眉之急。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这种作风，不但给当时以牟利为风尚的出版界吹来一股新风，并且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作者，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代表作都是由这里出版的。20世纪80年代初，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新一代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
在抗战时期，巴金先后在广州、桂林等地开设了分社，并且还委托朋友寻找在台北开办分社的房子。1949年12月，巴金开办了以翻译介绍苏联与旧俄时代的著作为主的平明出版社，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巴金出任董事长兼总编辑，负责推荐作品，其同胞弟弟李采臣负责联系作家和工厂跑业务。直到公私合营，平明出版社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后，巴金作为出版家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
现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由郭沫若主持的群益出版社等合并而成的。它以“优秀”和“畅销”一直以来在出版界做得比较好。据数字统计显示，至2001年底，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累计出版各类书刊1．5万余种，15亿余册，国有资产达1．28亿。
商报记者 邓琳 Ｊ049 巴金培育《收获》 1957年7月，巴金与靳以一同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并一直出任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美誉的《收获》杂志已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是几代文学青年圆梦的地方。在《收获》创办时，巴金就指出“刊物是读者的朋友，是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刊物靠读者养活”。
《收获》所选作品风格多样，并且选登了许多有争议的作品，给中国文学思想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茶馆》、《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大批优秀作品由《收获》推出。2004年春，《收获》一月号刊登了言情畅销小说家张欣的长篇小说《深喉》，这几乎让售价12元的纯文学杂志《收获》在广州街头卖断了货。文学魅力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期刊在市场的冲击下风雨飘摇，而《收获》坚持着纯文学梦想。从1985年起，《收获》开始自负盈亏，多年来《收获》发行量一直稳定在10万份。《收获》副主编程永新曾说，我们还是坚持纯文学路线，目前还没有刊登广告或转型的打算。事实证明，没有改版、没有登过一则广告的《收获》是成功的。2004年，《收获》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的称号。如今，《收获》每期发行量在13．5万－14万份左右，位居全国纯文学杂志之首。巴金一向不主张刊登广告，他要保留一块纯洁的文学阵地。《收获》的成功离不开巴金的努力。
据了解，一份文学期刊，只要有每期5万份左右的订阅量，就能自负盈亏。然而，能突破5万份的文学期刊，全国加起来也只有七八份。目前除去几份老牌刊物如《当代》、《十月》大约8万－10万份，《人民文学》5万－6万份等，其余大多数发行量只在几千册，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册。几份改版的文学刊物，已“不再具有文学特性”。
商报实习记者 张玉珂 记者连线 大行做人 小行做事巴金的另一面——出版人 记者经多方联系，终于通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郏宗培，采访到了巴金的胞弟、89岁高龄的李济生老人，他当时也参与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经营。巴金老人不仅有版权保护意识，也懂得经营之道。
丁聪 作品
巴金手稿本即将出版
李济生老人详细分析了巴金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经营情况。1935年，巴金从国外回来后，和几个朋友办起了出版社，到了1949年，巴金开始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做总编辑。
李济生认为，巴金和作家的个人关系处得比较好，稿源比较多，当时鲁迅晚年的作品就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对作者的一些窘迫处境也很关心同情，经常预支稿费给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作者，如现代作家沙汀。当时出版社是小本经营，控制成本非常重要。出版社里常常一个人身兼数职，策划、组稿、编辑、校对几个人干得活儿一个人承担，巴金也是经常参与校对，这些大大节约了经营成本。在那个年代，新书一次印1000—2000本，重要的是能够再版，这样成本低，资本周转快。
作为出版人，巴金对文学图书市场掌握信息的比较准确。台湾杨逵的《送报夫》等受读者欢迎的稿子，巴金能很快得到；出版社每个月出两三本新书，新书出来带动旧书再版，这样资金能形成良性循环；当时出版社还尽量和银行搞好关系，争取到贷款。
另外，巴金非常重视封面设计，而且他写的广告文字也很棒。李济生老人告诉记者，在高植译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巴金撰写了如下广告文字：继《战争与和平》那样震人心魄的瑰丽史诗以后，托翁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从篇幅上说，它仅次于《战争与和平》；而它的艺术价值，却是托翁的主要著作的代表。《复活》倘若说是托翁艺术上的一个遗嘱，那么，《安娜·卡列尼娜》便可以说是他的一部分艺术的财产了。小说一开始，便以抒情诗般的文字把我们慑住：恋爱的疯狂，凄苦情操造成的悲剧，从安娜认识渥伦斯基直到她投身于火车轮下，这整个故事是如此逼取我们的泪水。安娜，高傲、勇敢、受得了爱的煎熬，但终于在破碎的爱情中毁了自己。舞会、赛马、戏院和沙龙，都在列车经过的一瞬间完成了——只有托翁能写出这样的悲剧。
“在解放前那个动荡的年代，巴老一心一意的经营出版社，几年下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便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巴老的一句话值得我们仔细体会——把心奉献给读者，这种‘大行做人，小行做事’的经营之道对于现在处在转制阶段的出版界来说有很大启示作用，能给那些把市场上急功近利的做法以警示。”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郏宗培这样认为。
新闻讲述 巴金的书在内地最开始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版，记者辗转找到了两家出版社当时的责编季涤尘、范用两位老先生，他们向记者讲述了鲜为人知的出版故事。
一诺千金——口头承诺版权
刘秉江 作品
“巴金《随想录》是巴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口头允诺，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还没有版权法。”人民文学出版社原《随想录》的责编季涤尘回忆起当时和巴金老人谈出书的事。巴金老人口头同意，并一诺千金，以每千字几十元的稿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随想录》。
季涤尘介绍，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巴金老人应《香港大公报》一位潘姓好友的邀请写《随想录》。当时在报纸的副刊开了一个专栏，一篇连着一篇刊载。后来香港三联书店每30篇结成一册出版。然而，在1981年前后，巴金写怀念鲁迅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文革的内容，《香港大公报》于是把这段内容删掉了。巴金老人非常生气，后来写了《鹰之歌》，其中用了很多文字表达他对任意删改的气愤，文中他把自己比作要飞翔的鸟，要飞翔并写下去。
《随想录》的另一版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当时的责编是范用。早已退休的范用老先生向记者谈起了和巴金《随想录》的合作情况。那是在1980年左右，范用当时说“香港的出版社删改了你的《随想录》，四川出版的你的书有空白页，我会保证你的书一字不改的印刷”。由于两人是好朋友，说话更加开门见山。巴老当时就同意了，也是口头协议，当时没有合同。
三言两语 对一个时代的追思 老舍、巴金、冰心、曹禺、茅盾、沈从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中国社会制度和国际际遇发生剧烈动荡之时，激发了一批知识分子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愫。中国文坛一夜之间苦痛和激情四射。许多作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巴金的《家》、《春》、《秋》、《寒夜》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20岁的有着一张青春面庞的青年来说，想像上世纪30年代的风雨激越是要花费一些时间。而巴金的去世更让那个时代彻底走远，他曾是那个时代连结今天的惟一一脉可以触摸的细细的线。那段历史就像一扇沉重的大门，无声地关闭了最后一道缝隙。
早在1977年，当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家》的时候，巴金就曾经这样写到，“至于今天，那更明显，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谈起，他们最初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不久他们要移步向前，在我的小说里却找不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只好丢开它们朝前走了，那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必须承认，就阅读经历而言，我不是巴金的所有作品的热烈追随者，但他的文字总能在心中掀起浪花，例如上面这一段，它不能给人关于历史和未来的思考以答案，但它能给人以欣慰和温暖。尤其在这个深深的秋天。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巴金还这样说过。他的真诚让人追思。对他的追思，也是对那个时代的追思，是对曾经的历史的追思。正如他曾经的百年和青春，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和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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