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一汽贪腐大案：建4S店需1500万公关费用

    权钱交易有恃无恐，“打麻将未带钱”都成为索贿理由

　　经过更深层次的调查、取证，2013年12月24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静国松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在长达28页的刑事裁定书中，查明的静国松受贿事实多达67项，受贿款物折合人民币近9000万元，其中索贿近500万元。另有近1500万元，静国松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综观审判查明的犯罪事实，静国松权力畸大、胆大无忌、贪欲不止、手段多样。

　　作为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静国松权力寻租的范围涉及之广令人吃惊：从审批配车、广告承揽、加入一汽销售网络，到店面批建、出国考察、拉托融资、办理货款，无所不包。办公室、洗浴中心、地下停车场、机场、酒店、咖啡馆，都成静国松收受贿赂的由头。

　　除现金外，牧马人、大切诺基、别克昂克雷越野车，存入贿款的银行卡，转账汇款等都是静国松受贿的方式。家人生病去世、购买房屋、装修、添置用车，甚至急需用钱借款都可以作为静国松收钱的通常理由。单笔贿款中，数额大的有490万元，最少的也有两万元。仅其母亲病重期间，就有多人送去20万、10万、两万元不等的多笔现金。弟弟病重时，长春市某经销商一次性付款42万元。

　　在众多行贿者当中，北京某经销商行贿金额高达3300多万元，此外还有美元、澳元、欧元和名贵手表。作为交换，静国松在车辆资源分配、促销车型配置、提车销售、推荐大用户、经销商入网审批、经销商股权并购等方面对该公司鼎力相助。北京某经销商在支付给静国松100万元现金后不久，二手车项目申请获得批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不仅收受贿赂，贪欲不断膨胀的静国松还利用手中执掌的车辆资源分配、退市车型买断权力多次以“处理费用”、“垫付购车款”，甚至“打麻将未带钱”等名义主动伸手，大肆索贿。静国松曾多次索取、收受北京某经销商贿赂款290多万元，此外还有价值130多万元的汽车3辆。母亲生病，收该公司20万元，母亲去世再收两万元。2011年，干脆以借用为由，索取20万元。静国松还将自己在香港购买名贵手表的发票传真给某经销商，要求其处理相关费用，对方立即付款20万元。静国松还要求经销商将自己亲属的欠款回收权转至自己名下，并收回款项据为己有。

　　长期置身汽车行业，静国松以车换车、以车倒车，赚取差价的技法可谓高超，“变戏法”似地为自己套取了不少利益。2002年，北京某经销商以19万元购买1辆宝来车作为试驾车，后向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出租。此后，静国松将该车作价12万元，向经销商置换1辆奥迪A4轿车，并在随后不断通过经销商置换成新款奥迪轿车。直至案发，已置换成1辆新奥迪A5，累计形成的37.95万元，静国松始终没有支付。

　　2012年11月15日，静国松被刑事拘留；两周后，被逮捕。2013年12月24日，静国松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审理终结。

　　审判机关认定，静国松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核准以受贿罪判处静国松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国企肌体健康须内外兼治，多部门配合是惩治贪腐有效路径

　　由审计署挖出的一汽大众销售公司贪腐线索，在随后几年间进一步发酵。

　　4年间，反腐风暴持续波及一汽集团。紧随静国松落马的，还有包括副总经济师周勇江、副总经理安德武、销售公司总经理李武、副总经理石涛在内的多名高管，或锒铛入狱，或被立案调查。

　　今年3月15日，一汽集团“掌门人”——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引发这一系列地震的“静国松案”，堪称近些年治理企业商业贿赂、打击经济犯罪的典型案例。有监察部办案人员评价：此案的查处，在一汽集团最高管理层震动很大，对一汽集团采取有利、有效措施，加强营销业务、组织人事和廉洁从业管理，加强企业制度建设，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把手权力过大，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失效，是造成此类大型国企贪腐案的直接成因。”有关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归根结底，所有贪腐问题都因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缺失。“约束”来自内部，需要健全的管理制度；“监督”既来自企业内部的控制机制，也来自外部的监管，包括上级企业和主管部门。

　　大型国企，无一不拥有丰厚的优质资源，在市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不完全由市场决定，但无论是对内部管理人员，还是面对外部需求，这种资源的诱惑力不言而喻。

　　有关专家表示，内部约束——国企内部，优质资源由少数管理者控制、调配和使用，一旦没有健全的制度，靠个人约束肯定不行。健全的内部管理体系，应该是“分权”，而后依据规章制度，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才能降低违规犯罪的可能性。

　　他认为，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很多国企虽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但在执行中却形同虚设、流于形式，有的政策执行只对下、不对上，出现规则执行的“灰色地带”；有的高层管理者或一权独大，或伸手过长，导致权力过于集中，如果外部监管再跟不上，重大的贪腐就会趁机滋生。

　　据他介绍，外部监督——从现有体制上，中央纪委、监察部、审计署、巡视组等不同的监督主体，分别依据各自的监督职能从不同角度履行防范和治理腐败的职责。近几年，各部门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成效显著。

　　他说，“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管”必须同时加强。因为纯粹的外部监督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像一个人，天天去医院看病，也不能保证身体内部的绝对健康。”但“外部监管”最终也是为了促进内部的有效约束。

　　他认为，根据“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一个更加全面、有效的监督网络也正在我国逐步构建完善，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在内的多种方式，正在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监督体系，科学有效地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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