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尚修堂解释,在中国,大多数项目和运动员都是依靠国家培养的,从训练到比赛、出国训练等,都是由国家支付。“如果没有来自社会的赞助,游泳队每年哪里有那么多钱支付运动员出国训练,吃、住、行以及场租费用和外国教练的工资?每年至少600万元,光靠总局和中心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承受的。因此,运动员有义务配合国家队参加相应的社会活动和签约活动”。
尚修堂同时也表示,国家游泳队意识到明星运动员商业开发管理的重要性,并且有明确规定,即运动员的无形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队,不允许个人单独签约。
为了预防运动员与管理部门在商业利益上的冲突,“目前急需有一个明确的规章制度或规范的协议对运动员个人商业价值的开发使用及收益分享做出安排。”据张庆了解,目前运动员个人商业价值分配中,运动员与所属运动管理中心基本上是五五分成,运动员得到的可能还要多一些。
部分项目应该商业化
“其实,我们的体制更准确地来讲,应该叫做精英体制,而不是举国体制,我们是尽量把有限的体育资源用于竞技体育项目,用于个别有潜力的优秀运动员,以期在体育赛事中快速取得成绩。”张庆对记者说。
奥运的精神是重在参与,以前都必须要求是非职业运动员参加,而精英体制下的体育是重在金牌,重在成绩。
正如媒体报道,作为中国游泳队的领军人物,孙杨是科研医疗保障团队的主要服务对象,目前浙江省的科研医疗保障团队共有10多个专业科研人员,主要分成两个组,分别负责孙杨的日常训练分析,和其他运动员的数据分析。
孙杨在澳大利亚集训时,有三位专职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每天都会详细记录孙杨在技术和身体机能方面的各项数据,然后传回杭州进行分析。
知名体育评论员黄健翔认为,举国体制是“一切运作主要靠国家给钱,运动员早期专业化,脱离学校,放弃基础教育,在高投入、高淘汰率的前提下,筛选出极少数成功者,让他们以金牌作为唯一的目标,从而获得很高的回报”。
“举国体制短时期内难有大的改变,但是在一些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项目上,例如网球和篮球应该会有一些运动员有所突破,女网明星李娜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张庆如是说。
据悉,2011年李娜比赛奖金共300多万美元,而其去年总收入约在2000万美元左右,80%以上收入都来自于商业代言或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