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与阴影
除了依赖“海归”的技术和经验研发自主品牌，在中国汽车公司“走出去”时，“海归”的优势更加明显，甚至成为不可缺少的必要力量。
海外收购往往谈判耗时长久，而且地点不确定，持有一本美国护照，可以更加方便；语言上的优势也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获得更好的条件。最重要的，还是这些汽车“海归”在海外多年积累的经验，甚至小小的人脉关系，都有可能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李书福为收购和未来经营沃尔沃快速组建了一个团队，全体成员有200多人。其中张芃负责总协调，知识产权谈判更多依靠技术出身的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赵福全；原北京奔驰合资公司中方总经理童志远负责未来沃尔沃在中国运营；原菲亚特动力科技中国区CEO沈晖负责未来沃尔沃全球运营业务。
而在北汽集团收购萨博知识产权的一波三折中，汪大总更是没想到，能重新与工作多年的老东家通用再续前缘。最终北汽集团能够胜出，与他多年在通用汽车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
2009年4月，萨博开始第一轮竞购，北汽集团出局，但不甘心就此放弃。北汽集团试图通过入围瑞典当地汽车公司科尼赛克公司，曲线收购，不料后者中途退出。
北汽收购的最大障碍是通用当时的CEO韩德胜。汪大总对《新世纪》周刊记者回忆说，韩德胜开始担心知识产权问题，怕培养竞争对手。最终让韩德胜改变观念的原因很多，包括北汽在收购过程中对游戏规则的尊重以及强调收购的是萨博的知识产权而不是通用的知识产权，以及瑞典政府的支持，而他与韩德胜的关系亦为北汽增加了说服的空间。“他在德尔福零部件公司当总裁助理的时候我们就认识，那时他还是年轻小伙子。”汪大总笑说，“韩德胜后来说，他认识我，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尊重我们。”
同样的困难吉利集团在收购沃尔沃时也同样遭遇。李书福刚开始为获得与福特CFO道恩·雷克莱尔（Don Leclair）的见面机会绞尽脑汁，通过公关公司安排见面后，只得到一个简单回复，“沃尔沃不卖（volvo is not for sale）”。
“外国人对中国汽车公司还是有一种歧视心理，这时候能跟对方在语言上无障碍地沟通特别重要。”顾镭说。2009年7月，在北汽收购萨博谈判进行到关键时刻，徐和谊挖来顾镭加盟北汽，负责整个北汽研究院的工作，并参与北汽收购萨博知识产权的谈判，为未来二者结合研发自主品牌轿车做准备。
北汽在谈判中的另一核心人物是北汽投副总裁舒畅。他参与过上汽收购罗孚、上汽收购双龙等项目，有多年汽车业海外并购经验，在科尼赛克决定退出萨博收购时，他坚持继续谈判。这个意见对交易起了重要作用。在收购完成之后的北汽集团董事会上，舒畅被选为并购的头号功臣。
在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投行出身的舒畅一方面感受到“海归”在汽车业并购中的作用和随之而来的成就感，另一方面也坦承，“这当然跟中国汽车企业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不过，就在北汽宣布成功收购萨博之前，舒畅却递交了辞呈，原因是太累了。“人少，没有一个成熟的团队来做并购，而国企决策内外需要协调的方面太复杂，实在是超出常人承受的压力了。”舒畅事后表示。
在他看来，国企的好处是资源很多，但问题在于国企其实不是董事长说了算，程序很繁琐，一个重大决策的执行需要各部门配合，需要扛住来自不同部委的压力，有时甚至连在海外开一个账号这样的小事，如果协调不好，也会“天翻地覆”。“这就要求你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和勇气，极大的协调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很多“海归”回来后，热情慢慢衰减了。而在我的观念里，恰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舒畅总结说。
或许，也正是这种坚持使他承担了太大的压力。截至现在，北汽仍未接受舒畅的辞职。
适应者考验
在“海归”中，各界公认适应得最好，也发展得最好的，当属北汽集团总经理汪大总。而在很多接触者看来，看上去最不像“海归”的，也是汪大总。
汪大总在汽车“海归”中目前职位最高，每一次跳槽都为他带来新的跨越，获得更大的事业空间。
在美国通用汽车，他曾轮转过12个部门，是为数不多具有管理经验的华人，做到总监级别。而回到上汽，他的职位是集团副总裁；到北汽，他更是升任集团总经理。
2006年，上汽集团在收购英国罗孚品牌和韩国双龙后，亟需在此基础上研发出自主品牌轿车，但却没有这方面管理人才。时任上汽集团副总裁胡茂元将目光投向了早就认识的汪大总身上。
在胡茂元的盛邀之下，汪大总于当年回国，出任上汽集团副总裁。在接下来两年，汪大总帮助上汽集团建立起中、英、韩三地联动的研发体系，主持完成了上汽自主品牌荣威的开发。位于上海的上汽集团自主品牌研发中心，也从当初的300人增加到1000多人。
2008年，上汽荣威已经“开花”，只要再等一年，就可实现盈利。但汪大总没有再等这一年。2007年年底，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个酒店里，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与他长谈了三个小时。两人谈到了北汽面对的困难：增长速度缓慢，乘用车自主创新没有起步，人才匮乏；也谈到了北京市对发展汽车的决心，但还没有说到国际化。“（徐和谊）显示了一种豪情！谈了后觉得，有挑战，也有机会。”汪大总回忆说。2007年全年，北汽集团汽车销量69万辆，同比增长1.3%，位列全国汽车行业第五。徐和谊当场发出邀约，邀请他担任总经理，重点发展北汽的自主品牌轿车。“我就说，那你们（北汽和上汽谈）去谈。”
发展自主品牌正是汪大总的强项。从上汽集团副总裁到北汽集团总经理，汪大总面临的发展空间和对局势的把握，自然不可同日而语。那是一个更大平台上可以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汪大总没有理由拒绝。
当然，汪大总在上汽集团也感受到了横亘在“海归”和企业内生人之间的鸿沟。在汪大总看来，领导人施加影响，一是靠德，二是靠才，三个是靠位。“我们‘海归’能靠什么？”这是汪大总经常思考的问题。尽管回国多年，汪大总还会不自觉地用“我们”来指代“海归”。
按国企机构设置，既有董事会，又有党委，其中党委组织部负责干部任命。“海归”则独立于组织部门之外，在公司内部易被本土高管排挤。能否获得足够授权是一大不同。在跨国公司，一般有明晰的职责分工，研发、销售等副总裁会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和领导，在涉及专业问题时，不会受制于总裁。
“在国内，副总就是副总。”汪大总笑，不再多解释。他生于1954年，曾经“上山下乡”过，祖辈和父亲曾任政府官员，熟知中国国情。多位汽车业人士在说起汪大总时，均对其评价很高。
“他们都是职业经理人，在专业上很执着，只要是对的，肯定会说。”贾可总结，一些“海归”对于国内企业的办公室政治并不适应。
在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现在每个月都有一两场针对华人技术人员的招聘会。前来参加招聘的中国企业包括上汽、奇瑞、长安、北汽等。它们甚至会花钱在当地的华文报纸做广告，邀请“海归”回国。
不过，与第一批“海归”有所不同的是，“现在薪资和待遇都不是问题了。”亿康国际全球合伙人翟斌表示，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海归”和企业双方的期望值，以及为“海归”们的融入和提升打开更大的文化和制度空间。
而在应聘人员关注的待遇方面，“起码不比在美国差。”一位在底特律工作的华人工程师向本刊记者介绍。北汽集团汽车研究院的一名“海归”人员，甚至还拿到了一笔1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这是由中组部和国资委组织的“千人计划”的一部分。
“相信将来回来的“海归”会越来越多。”汪大总总结说，“中国企业国际化有这个需求，“海归”有这个愿望，再加上中国企业的发展趋势，应该会越来越多。”对于蔚为潮流的“海归”潮，无论是“海归”，还是等着迎接“海归”的中国企业，需要做的准备和调适还有很多。
本刊记者赵何娟、李增新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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