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哥登上了英国《独立报》的报道,他的一身造型已经被叫卖到天价。
程国荣终于回家了。这个曾经逃避现实的流浪汉,突然在大众的关注下,摇身一变成为时装偶像,人送外号“犀利哥”。然而,诚如阴阳师安倍晴明所说“名字是最短的咒”,一旦“犀利哥”重新变回“程国荣”,那个加诸在他身上的“时尚之咒”才得以解除,正是一个给他本人,或曰犀利哥现象,正确评价的好时机。
不管九孔如何拙劣地模仿他,《独立报》给他如何醒目的版面位置,还有日本网友的啧啧称叹,你是否注意到,货真价实的时尚媒体和设计师们,从未给予犀利哥一个正经的评价,上蹿下跳煽风点火的都是大众媒体和网络。在这场大众的狂欢中,怪象缤纷:淘宝上,无良店主纷纷打出犀利哥的名号,乞丐装从200元一路叫卖到49999.99元;迷恋哥的女网友,花去1267元治装费,妄想瞬间把老公变犀利。那边厢,真正的犀利哥,却被突如其来的关注,搞得手足无措。一旦当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曾作为时尚偶像被海内外媒体开销,身上被施加了一个“犀利哥”的咒后,他便开始为自己解咒,因此他的光芒也就随之而去了。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能清楚地把时装受众分成三个阶层:时装无意识、初级时装意识,以及具有高级时装意识的权力阶层。很明显犀利哥从未刻意把自己打扮成能秒杀大众的样貌,属于并无时装意识的阶层;而时装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则处于具有初级时装意识的阶段;时尚媒体、设计师和重度时装消费者则毫无疑问是真正创造潮流,具有高级时装意识的权力阶层。这三者在犀利哥事件中的各自反应,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三者间的互动关系。
100年前,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曾如是界定注重穿着的人:“有着这样穿戴的人是绝不可能直接插手于任何对人类有用的工作的。”他认为时装必定和有闲联系在一起,只有将自己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消费并且演绎时装,以及时装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从某种程度来看,流浪汉无疑也是有闲者,和具有高级时装意识的权力阶层,恐怕同源。君不见,半个世纪以来的时装史,根本就是一部“贱着史”,“残”“烂”“破”这3个字早就是设计师们秘而不宣的法宝。
Yves Saint Laurent很早便认为:“街头和我之间,有一段爱情故事。”设计师Mary Quant也曾坦言,创造迷你裙的并不是她,“而是街头的那些女孩。”闲逛,显然是一个把自己变得时髦起来的关键词。因此,犀利哥与高级时尚间的戏剧性差异,恐怕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