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成新就业困难户

　　1993年到1998年的6年间，我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包括本科与专科）每年的招生人数从92.4万增加到108.4万，年均增长2.8%。1999年，高校招生人数却骤增至275万人。这9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在以每年12%的速度激增。预计“十一五”期间，我国的毕业生总量将达到2600万。

　　据测算，城市化率每提高1％，就能拉动经济增长3％，而据有关部门统计，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增加70万-12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城市化率在85%-90%之间，日本城市化率是90%，中国香港是100%，欧洲是90%。正因如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即便毛入学率高、毕业生多，也不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而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还比较低（目前是38%左右），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从这点来看，即使中国高校毛入学率只有20%，与城市化率相比，仍是两个不能相协调的数字。

　　“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随着各部委分头管理高校模式的逐渐消失，高校培养与行业、产业间的对应关系日益薄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储朝晖研究员说。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9岁的教育产业化尝试开始学会考虑市场的因素。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面向基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在纯粹市场化尝试失利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尝试用行政、财政的手段，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解决就业难题。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和鼓励自主创业，成为最时新的两种思路。

　　储朝晖认为，农村地区的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也面临着人员“有出无进”的恶性循环，政府应该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岗位。

　　“对于大学生来说，基层就业是一个成长的机会，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能够在社会成员流动中起到文化交换的作用，”储朝晖说。

　　大学生的村官路

　　北京平谷区，大兴庄镇。

　　“村长助理”王强站在顺平公路的岔口处，不时地跺跺脚，活动一下有些僵硬的腿脚。偶尔有村民经过，都会停下来跟这位新上任的村干部寒暄几句。他只是讪讪地笑笑，却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对方。

　　这是他的老问题了。平时，如何称呼那些共事的村干部就让他挠头不已，“按年龄算，应该叫叔叔，但同事之间似乎更应该直呼其名。”

　　被动“下乡运动”

　　王强的正式职务是村委员会主任助理，任期3年。他的主要工作是整理、录入村委的文档，还要负责教村民一些简单的电脑知识。

　　村里的干部多数由中年人充任。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上下，基本是中学学历。站在这个行列里，大学生王强显得很扎眼。

　　“来这里之前，我权衡了很长时间”，他说。

　　王强喜欢自嘲为“第二代知青”。在他看来，自己从“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到做了村官，跟建国初期的上山下乡运动颇有几分相似。同样类似的，还有那句著名的“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宣传口号。

　　与当年的知青不同的是，在日趋紧张的就业压力下，这轮“下乡运动”显然是大学生的一种被动选择。

　　不过，政策的制定者们更喜欢引用梁漱溟说过的那句，“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在他们的设计里，基层就业的大学生像撒进土壤里的种子，长出的将是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硕果。

　　在王强看来，所谓的“乡村建设”是一个距离自己很遥远的理想宏图，他所能够奢望的，仅仅是基层工作经验能够帮助他顺利地在合适的时机转为城里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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