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从古至今变化的故事

　　“看了这个方案，（刘伟胜）基本上赞同。……”徐文渊说：“但是，对时装模特几个字，他犹豫了半天。他讲，模特儿，这是外国的称呼，好像有点低级趣味的感觉。他讲，这样吧，在我们国家不要叫模特，就叫时装表演演员，怎么样？……”

　　此外，业余性质、男女混杂、强调“纺织工人”的身份……也成为组建表演队的几个条件。顺理成章地，徐文渊出任了表演队领队。

　　变化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张成林、刘伟胜等人表现出了足够的勇气。然而，作为历史中的小人物，他们依托的背景，实则是一个坚冰初破、含苞待放的初春图景。

　　早在1978年夏天，许多西方观察家就注意到了暗流的涌动。这一年6月8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这样描述北京街头的变迁：“虽然单调的灰色和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卷发和电烫发型开始时兴。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与此同时，传自香港的喇叭裤在广州街头悄悄出现，这种裤子改变了女装裤右侧开口的习惯。作为流行文化的最初冒险，它被许多人认为“不男不女”，并一语双关地说它“颠倒乾坤”，然而，短短几年时间，它迅速地风行于各处城乡……

　　不仅民间，官员们的态度也悄悄变化着。如果说，允许皮尔·卡丹举办演出，不过是少数官员的大胆举动的话，那么，就在皮尔·卡丹首演次日，路透社的一条消息折射了更多官员的内心：“尽管那些观众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但走出民族文化宫时，男人们大多解开了风纪扣。一些胆大的姑娘更把裙子提了提，露出雪白的膝盖……”

　　也就是说，演出事实上大获成功。它唤醒了几百名中国官员对美、对差异化世界的本能向往。正是这种汹涌的、席卷了大多数人的暗流，让张成林、刘伟胜们萌生了组建表演队的想法，从而开风气之先。

　　尽管如此，表演队的组建，也远谈不上一帆风顺。

　　模特队

　　上海服装公司下属有八十多个工厂，青年男女数以万计，萌生想法之初，张成林就决定“到工厂去挑选（模特）”。但按国际惯例，入选条件应包括身高、胸围、背宽、乳房间距等硬指标。徐文渊为此万分为难：“我这一看，复杂得很啊！……这些都是隐私，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大的隐私，你怎么打听？怎么选？”

　　无可奈何之下，徐文渊只好大打折扣：男演员身高179厘米以上；女演员身高165厘米之外，三围应分别在80厘米、60厘米和80厘米以上。最后，“下半身应比上半身长八公分”……

　　更困难的还在后头呢。1979年春夏，中国女工的普遍形象，是蓝咔叽布工装、肥大长裤，以及一双深颜色的塑料凉鞋。即使得风气先的上海，那些最时髦的青年男女，相互攀比的也不过是的确良衬衫、回力牌球鞋。难道这些入选男女真有勇气在T字台上招摇过市？难道她们的父母会忘记上海的文革，正是从红卫兵上街剪“小脚裤”开始的么？

　　“当时张经理要求我们，要做到‘四个通’。”徐文渊后来回忆，“思想要通，家庭要通，本人要通，朋友要通。要‘四通’……”

　　“四通”中，最困难的是家庭这一关。徐文渊记得，一名条件很好的杨姓男青年，因为父母坚决反对、“怕孩子学坏”，而不得不放弃了。即使是最终入选的那些成员，也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巨大的家庭阻力：年仅19岁、刚刚参加工作两个月的柴瑾，长期不敢向母亲吐露真相；思想开放、敢想敢做、被称为“性格演员”的徐萍，干脆向所有家庭成员封锁了消息……

　　整整八个月以后，时装表演队终于组建完毕了。这一年秋天，在一处清理出来的库房里，表演队首批成员开始了自己的训练。他们中，包括了七个小伙子以及十二位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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