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重弹：价格战还是价值战？

    然而，“改写”毕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不可忽视的是，当下国内仍有大量的企业置身于价格战的滔天火海中。对此，当科学管理水平不足以解释时，剩下的，就只能是归诸于我们的企业家心态比较浮躁了。

    我认为，国内企业的这种浮躁心态既有企业文化层面上的机会主义因素，同时，恐怕也有一种关于制度的、并由此形成企业家内心深处的一种动荡和不安全感。

    制度性文化、规范性约束，对于国内短短的企业家成长史来说，几乎一片空白。在一种讲求道德性自律，而缺乏他律性的制度性安排的企业家群体文化中，机会牵引、财富驱动、经验主义路线，以及仅仅向内关注自体的成长而忽视社会责任感，将是这种文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方略。

    不过，如果将这种心态上的偏颇，仅仅归之于企业家群体，我认为，又可能有失公允。换言之，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与政策，对于国内企业家的心态恐怕也有隐喻的一面。

    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在其《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表明，不确定性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我们也可以将其分为两种，一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另一种则是政策的不确定性，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企业追逐利润一说，便是奠定在前一种不确定性基础上的，而对于我国企业家来说，更多的精力不得不用来应对后一种不确定性，商品、劳动力、金融等诸多方面的政策性波动、不规范，以及壁垒，使国内的企业家往往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正如改革开放之初，国内企业因市场不规范、消费者不成熟和大量的市场空白而迅速生成一般，当前法律的不健全、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大量的市场壁垒，同样导致国内的企业家内心焦虑，并一仍其旧地表现出机会主义特点，抓住机会赚取现实的每一桶金，成了多数民营企业家的真实冲动。

    相类似的是，熊彼特在其1911年所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一说。这种创新又可分为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在我国，企业大可以如携程、巨人科技、分众传媒等一样，从技术和商业模式方面去进行相应程度的创新改造。但在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法律决策体系中，社会资源配置政策只能是单向性地形成，企业和行政权力基本上完全不对等，不可能自下而上地去进行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创新，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在保护自己生存发展权利方面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和约束。皮之不存，毛将蔫附？

    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进行博弈的制度创新方面的受限，二者殊途而同归，无非都说明了国内企业往往不得不倾向于机会主义路线。因而，在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中，走短线、采取价格战成了常规武器，价值战、战略性创新、制度性设计，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往往倒成了一个与现实有相当距离的梦想，而无论这个梦想与格兰仕这个具体的企业有没有现实的关系，虽然这个梦想正在离企业越来越近。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企业的归企业，政策的归政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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