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我的母亲给了我教育,她嘱咐我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一句是‘要想知道,打个颠倒’,另一句是‘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
孙宏斌:“我们是一个有战略的企业。”孙宏斌参加论坛不多,接受采访也少,但只要开口,必谈战略、判断和核心价值观。
王石:近年来王石说得最多的故事不是万科做加法减法,而是当年万科股份制改造时他放弃了自己应得的股份。请相信下面所讲的是这个故事的标准版本,如果王董再次讲述时偶尔有细节遗漏,还请照此补充。
严介和:“一流企业家做人不做事,二流企业家做人又做事,三流企业家不做人只做事。”
项兵:“中国企业必须拓展自我的视野,从全球产业分工中找寻自我的位置,同时必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才能够真正参与全球化竞争。”
论坛,采访。采访,论坛。企业做得大了,企业家们难免被这二者包围。无论是论坛还是采访,都需要企业家发言。言为心声,但是因为发言过于频繁,其内容重复程度之高有时到了让听者耳熟能详的地步。
这其中又分几种情形。有的企业家看得出来是偏爱某些“段落”,每次讲起俱声情并茂,如同初出茅庐,比如万科王石的“暴发户”论,太平洋建设严介和的“一流企业家”论;有的看起来则是在反复强调,认为说一次两次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如顺驰孙宏斌的“战略论”,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的“站在月亮看地球”;有的企业家则可能因为“脱口秀”功力有限,重复是不得已而为之,如北大方正魏新的“创新”论。
中国的企业界就是在这种重复与再次创新中走过一个又一个阶段,从最早的柳传志的“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到最新的牛根生的“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下面所列举的企业家言论都曾震聋发聩于一时,所以请居于其列的企业家们相信,我们对这些很可能写入中国商业史的言语保持着充分的敬意。
“佯痴”牛根生
“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这是牛根生的招牌菜。他最新的实践是决定去世后把自己的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而在此之前,牛根生常说的是:
“别人从零起步,而我是从负数起步。”
“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全不愁;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
“我的母亲给了我教育,她嘱咐我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一句是‘要想知道,打个颠倒’,另一句是‘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
“这个世界不是有权人的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而是有心人的世界。‘有心人’擅长‘三大做’:做事,做势,做市。”
“企业利润率低了,我不安;利润率高了,我也会不安:是不是把人家哪个环节的利益给剥削了?如果真是这样,就得迅速纠正,否则,这个得利少的环节以后就会缺位,它一缺位,整个产业链条就断了,我们的整体利益也就没了。”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有德有才,我们破格重用;有德无才,我们培养使用;有才无德,我们限制录用;无德无才,我们坚决不用。”
“发射自己的光,但不要吹灭别人的灯。”
牛根生的说话方式跟严介和很像,两个人说话速度都快,都能把道理提炼得通俗易懂近似格言。不知道这究竟是有意自我训练的结果还是天赋如此。多年以来,这些话一说再说,因为精辟且浅显,所以很受市场欢迎。
牛根生说的都是大实话,但他的表情丰富,而且对表达的戏剧性效果有显而易见的欲望,因此有时看起来像是“佯痴”。这并非贬意。“佯痴”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在相声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牛根生的缺点是,某些场合此类技巧使用过于频繁,效果适得其反。记者注意到牛根生在演讲中有时会意识到这一点,并能够及时纠正。
战略家孙宏斌
前不久,《中国企业家》做20周年特刊,回访了杂志曾经的封面人物孙宏斌。谈话中提到严介和,孙表示出兴趣,问:“你对他的判断是什么?”
孙宏斌参加论坛不多,接受采访也少,但只要开口,必谈战略、判断和核心价值观。“我们是一个有战略的企业。”这句话记者亲耳听到过不下5次。“很多企业有战略等于没有。有了战略就要敢判断,有了判断你就要行动,就要坚决执行,否则要战略做什么?”
孙宏斌曾经亲自翻译了《平衡记分卡》等书讲给顺驰的员工听,因为他认为国内的译本错讹太多。他力求做到让公司的保安都知道顺驰的战略和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因此反复申说亦在情理之中。
与严介和相似,孙宏斌不止一次表示过对同行的轻蔑。“大腕儿们把这个行业给耽误了,他们张口就来,说什么大家都听着。”不知道孙宏斌每次说这话时有没有快感,听者绝对觉得痛快。
当记者提及严介和曾说一个120亿元的项目的启动资金根本不需要专家所说的那么多钱时,孙脱口而出:“只要3个亿。”他比严介和说的少了6个亿。
听到自己与严介和有些相像的评价,孙宏斌默然。是不是记者队伍里同行相轻的毛病企业界也有?更可能的是,孙对严并不了解,因而无法对此评价做出判断。
“痛说家史”王石
近年来王石说得最多的故事不是万科做加法减法,而是当年万科股份制改造时他放弃了自己应得的股份。请相信下面所讲的是这个故事的标准版本,如果王董再次讲述时偶尔有细节遗漏,还请照此补充。
1988年当王石得知自己可以得到万科40%的股份的时候,他没有欣喜若狂,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首先,中国人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从天而降的财富在当时很有可能意味着不祥。其次,王石让自己的表弟从广西老家拿来家谱,经过仔细翻阅,没有发现祖上哪怕有一个富农。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王石基本上都读过,他得出的结论是:暴发户的结果都不大美妙。综上,王石决定把自己的股份与团队共享。
记者两次听王董讲这个故事都是在国有企业MBO争论最凶的时候。王董的结束语一般是这样的:“我这个是个案,不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