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数字经济时代促就业的关键办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要健康发展，必然要有一些充分的考虑。
 
数字经济是应用新技术的一个主要领域，从工业革命开始，人们谈技术进步对产业影响时就有一个说法，今天仍然存在争议，即新技术在替换旧岗位的同时，是否创造了更多新岗位？
 
存在争议主要是因为一是新创造岗位少于被替换岗位，新创造岗位可能质量更高些，但是数量不一定多；二是新技术替代的岗位与创造的岗位所需要的工人不是同一批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失业或者就业不足的问题；三是由于技能无法跟上新岗位需求，导致大多数人转岗后工作比以前质量低待遇差。
 
这些问题造成了实际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和就业难点，这也是我们要讨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如何让数字经济能够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以及能够让那些被替代掉的工人，重新找到更好的岗位。
 
技术进步能做大蛋糕，但不能解决分配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数字经济和就业岗位是什么关系。一是数字经济和所有新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必然造成“创造性破坏”，首先要破坏掉一些旧岗位，才能创造出新岗位，破坏掉一些传统生产方式，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数字产业也是这样，用自身替代传统产业，破坏传统岗位。那么产业数字化，是把数字经济的一些主要理念、技术和组织方式应用到改造传统产业中，数字化技术作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含量更高的生产方式，也会替代原来普通的非熟练劳动者。
 
假设我们的人力资本是涌流般充足的，这样看，如果创造更多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就业岗位，那么大家都认为劳动者可以从旧岗位中退出来进入到新岗位，但事实上，我们目前城市农民工的比重已经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占40%左右。农民工的教育构成中初中学历占55%，超过样本总量的一半，到高中、大专的只有20%多，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例只占有12%。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创造多少新的岗位，必须考虑到这些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如何和新的岗位相适应。
 
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在经济学界大家都比较热衷讨论的“生产率悖论”，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提出一个质疑——在这个时代处处可以看到计算机，但是唯独看不到计算机提高生产率。人们也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到底能不能提升生产率产生疑问。很多经济学家用发达国家的一些例子做实验，观察一段时间它生产率的改进情况，发现确实在技术大规模进步的时候，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整体提高，因此大家觉得“生产率悖论”是一个迷，纷纷来研究。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提高生产率可以使工资提高，从而增加收入。如果任何工资的上涨不能建立在生产率的基础上，就不可能持续，因此没有生产率的改善，工资就不能提高，这是一个道理。
 

 
我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解释“索罗悖论”，假设在技术进步之前，经济社会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一个高生产率的部门，一个低生产率部门。假设最初情况下，他们各有100个劳动力，但是高生产率部门可以生产的产值是10000，低生产率部门生产的是1000，用产值除以劳动力数量，就得出高生产率部门的生产率是低生产率部门的生产率的10倍。那么全社会平均化以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55。
 
技术进步之后，假设应用了数字技术等新科技，去改造高生产率部门，使它的生产率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生产率悖论”，因为任何一个企业花钱应用新技术，是为了获得生产率的提高，否则是不会投资的。因此假设高生产率的部门产值没变，劳动力减少了80%，那么生产率提高了4倍，变成了500。那么低生产率的部门，它没有应用新技术，还是生产原来那么多产值，但是它必须接受更多的劳动力。因为我们假设了这个经济社会只有两个部门，因此从一个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必然要进入另一个部门。因此它的劳动力增加了80%，生产率降到了5.6，那么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55，没有提高。但是发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更大了，部门之间相应的工资差异也就更大了，我们把它叫做劳动力市场两极化。
 

 
劳动力市场两极化会带来：第一，收入差距拉大；第二，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这种现象在我国还没有明显出现，但是在美国已经得到充分验证。美国社会现在收入差距很大，原因就在于美国科技进步很快，一些部门在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之后，被排挤掉的劳动力只好退到生产率更低的服务业中，这部分人收入提高很慢。因此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萎缩。当经济处于两极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就变成了对立的，因此社会分化、政治分裂也就是必然的，造成了美国今天的状况。如果没有解决办法，在国内就只好实行民粹主义政策，而民粹主义政策最终在国际上就反映为民族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最终促使了逆全球化进程，以上是以美国为例总结的一些教训。
 
技术进步同全球化一样，是可以做大蛋糕的，但是分好蛋糕和技术进步无关，必须专门做好如何分好蛋糕的工作。同样的道理，技术进步的确可以创造更好的岗位，但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经济自发产生的一个效果。
 
制造业转岗者和新成长劳动力向何处去？
 
再看中国，我们目前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我国这些年产业结构变化非常快，总体就业形势也很好，但是隐含着一些潜在危机。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此后开始负增长，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工资会上涨，但是工资上涨过快，会带来比较优势的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就会弱化，那么相应的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也就下降了，制造业在相对萎缩。
 
在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情况下，企业会用机器去替代劳动力，从而产生了就业减少的倾向。虽然固定资产投资是上涨的，但是单位就业是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的。这意味企业可以用更多的资本、更多的机器、更少的人，虽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阻止企业资本报酬率的下降，因此没有真正提高企业竞争力，长期看这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这个情况必定会造成就业减少，这些人总要有一些去处，他们去哪儿？
 

上图左边是我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的数量，蓝色的部分是农业劳动力，这些年长期处于下降的状态，第二产业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它的增长速度已经没有那么快了，那么在过去的这10来年时间里，它是绝对下降的。
 
那么减少的这些人去哪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回到农业中。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了，报酬也低。因此多数情况下，他们到了第三产业，去了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生活服务业中。那么我们看左右两个图灰色的这条线，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是增长较快的，但这也产生新的矛盾，劳动力的内卷化就发生了。更多的人集中在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可能造成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虽然岗位还在，但是破坏掉的岗位比新创造的岗位的质量还高，新创造的岗位比破坏掉的岗位的生产率还低，这个不是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初衷。

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现象，我们知道经济社会在任何时期总存在一定比率的失业人口，因此经济社会在正常情况下的失业率叫做自然失业率，它反映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情况。
 
在过去这些年自然失业率是有所提高的，这意味着虽然劳动力短缺现象始终比较严重，企业还都在抱怨说找不到工人，但是工人实际上也有就业困难，这些困难以结构性困难为主，就是说虽然企业有岗位，但是我的技能、人力资本和岗位不匹配，所以我不能进入到岗位。因此我们国家自然失业率的提高也证明了，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性，所以当我们讲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转型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劳动者的技能、人力资本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匹配。
 
数字经济时代促进就业应打造更高版本的就业优先政策
 
关于数字经济时代促进就业，我认为数字经济时代应该打造一个更高版本的就业优先政策。
 
过去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靠什么？一方面是靠技术进步，但是最快最主要的路径是靠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由农业转向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这个过程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个过程中至少有部分群体获益，但是没有其他群体受损。
 
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减少，今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主要途径就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了，我把它叫做“创造性破坏”，即生产率高的企业生存并发展，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萎缩甚至死亡。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率高的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整体生产率得到提高。
 
在整个提高生产率的过程中是有企业要受损的，有产能是要被破坏掉的，但是不能破坏人，因为劳动力是被承载在人的身上，因此人不能被破坏。那么如何创造就业保护人本身，这就是政府的责任。在更高的科技发展情况下，这个责任就更重，要求也就越高，因此我们需要更高版本的就业优先政策，统一来解决就业总量问题、就业结构问题和就业质量问题。
 
第一，提高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水平，降低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是可以降低的，需要的是通过更好的培训、职介和信息沟通，使劳动力供需得到更好的匹配。政府需要和社会携手，也需要一些必要的机构来参与，提供最好的培训服务。那么这部分我觉得现在遇到的一个难点和堵点，是如何把培训做到符合劳动者和企业的需求，这个需要政府重视，因此政府提供的公共就业服务的核心，也必须是以需求为导向的。
 
第二，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形态，催生出更多灵活就业的形式，如何构建一个新型社会保障模式，去适应新的就业形态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中占比已经相当高了，让他们在城市落户得到城市居民身份，这一点很重要，至少让他们和我们城市就业群体没有差别。另外新就业形态要求社会保障的匹配，城镇就业市场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灵活就业（如农民工）覆盖不够充分，难以适应新就业形态要求，需按增强普惠性的要求方向探索新模式。
 
第三，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终身学习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平衡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比如我们现在说延迟退休，一线工人不太希望延长他们的退休时间，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处在人力资本不足的年龄段上，劳动力市场地位是比较脆弱的，对于他们来说正常年龄退休后反而得到保障了。这就要求对他们进行培训。此外，我们的教育和培训必须是多样化的，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加大它的风险度。目前来看，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进步千变万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也很快，这意味着技能也是瞬息万变的。因此这时通识教育很重要，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而这些不能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中获得。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要兼顾平衡更要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既要技术创新也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要求更高，任务就更重，完成起来也更复杂，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关注如何在政策上适应好新的科技革命，否则的话就难以有健康的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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