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政府对中石油等央企变脸 清算环保账下逐客令

　　曾经关系“甜蜜”的央企和地方政府开始频频在环境问题上产生纠葛。

　　就在上周，有媒体再次报道了陕西地方政府和中石油长庆油田的“环保账”。相关报道称，陕西榆林、延安两市认定长庆油田需缴纳的水土流失补偿费及逾期罚款合集超过16亿元，长庆油田则不仅拒绝缴纳，甚至对地方相关部门提起了诉讼。

　　这只是中国众多地方政府和央企在环境问题上“扯皮”的冰山一角。

　　法治周末记者发现，近年来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在内的多家央企均不同程度地和陕西、甘肃、内蒙古甚至广东等多个省份存在“环境纠葛”。

　　地方政府似对央企“变脸”

　　在东部经济大省江苏，一些石化行业央企不断收到当地的“逐客令”

　　由于财大气粗、稳定可靠，央企历来都是地方政府争相拉拢的香饽饽。

　　曾有媒体援引国资委人士的话称，地方政府愿意跟央企对接，一个重要原因是央企体量大。“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他们如果在地方投资项目，几十亿上百亿都是小数目，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把当地的GDP拉上去，这也是地方政府最想看到的。”

　　不过，令地方政府始料不及的是，一些央企在给地方政府带来GDP增长的同时，也给当地环境带来破坏，地方政府开始面临巨大的环境修复压力。

　　以长庆油田为例，其在甘肃庆阳共有7个采油厂，都是处级单位。油田为增大产量，采取了“注水采油法”，对地下水的消耗量极大，当地群众称之为“以水换油”。此外，庆阳境内8条较大河流也都因为采油而受到污染，其中部分河流水质监测仅为5类或劣5类。

　　另据了解，长庆油田的工作区分布在陕、甘、宁、内蒙古等多个省(区)，这也意味着遭受环境“伤害”的地区很广。

　　类似的情况不仅存在于环境承载能力本身就差的西部地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同样如此。

　　在广东，中石化下属3家企业同样成为当地环境违法行为或安全隐患的重灾区——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环保部直接调度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为26起，其中这3家中石化企业所在的广东省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为9起，包括重大环境事件1起，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据当时报道，广东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局长周全甚至在督察组反馈会上气愤地拍起了桌子：“明目张胆的！明明发现排污超标，没人去检查，没人去督促，还老是要挟地方政府。”

　　事实上，广东官员的态度并非个案。2013年“11.22”中石化黄岛爆炸重大事故之后，在另一个东部经济大省江苏，一些石化行业央企也不断收到当地的“逐客令”。

　　值得一提的是，在早些时候，针对央企的环境处罚和补偿要求一般都是由国家环保部开出——尽管背后可能是地方政府的“意志”。而在2013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地方环保部门开始直接向央企“挑战”。

　　2013年，中石化安庆分公司在应急处置一次停电事故时出现短时间黑烟排放，因此被安庆环保局开出一张9万元的罚单。尽管钱不多，但这被认为是开启了地方环境部门直接“挑战”央企的先河。

　　而就在今年9月底，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因重催装置故障排放黑烟，兰州西固区环保局现场下达了处罚10万元的事先告知书。

    矛盾或因利益分配不均

　　与一些央企对地方税收贡献有限的现实相对的，是地方在环境上付出的巨大代价

　　有分析指出，地方政府和央企间的裂痕或源自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双方“交易”的不对等就被认为是产生这种不均衡的原因之一。有媒体称，地方官只管任内的招商引资和GDP政绩，而央企却会更多考虑“长期利益”。

　　据了解，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央企落地，往往开出十分优惠的条件。比如，在中西部部分省市，当地政府对一些入驻央企只会一次性征收环境补偿费用。

　　不过，也有媒体指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比资源外流、水土流失更加不能容忍的是税收流失。

　　据了解，由于央企投资模式的不同，地方政府得到的具体收益也不尽相同：如果是本地注册的子公司，地方政府按照相应的比例享受税收利益；如果是分公司，央企在总部所在地纳税，地方政府享受不到税收利益。

　　比如长庆油田作为中石油下属的分公司，对所在地的税收贡献就极为有限。

　　2010年，时任陕西省副省长洪峰就曾公开抱怨，省属国企延长石油采掘1吨油交给地方的税收为680元，而央企中石油采走1吨油只交给地方60元，两者相差10倍。他还表示，央企在当地进行天然气开发，开发1立方米气留给地方只有1分钱，而地方气源地要用气，得到中央去求指标。

　　庆阳市发改委一位官员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长庆石油在我们这里开采原油，80%的利润都被央企拿走了，国家拿走的不到20%，留给地方的大约只有2%。”

　　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地方在环境上付出的巨大代价。

　　相关研究显示，榆林每开采1吨煤就会破坏地表水2.84吨、破坏和消耗与煤炭伴生的矿产资源8吨，生态环境的总成本达66.1元；而每开采1吨原油造成的生态环境成本是260元。按此计算，2010年榆林全市煤、油生产的环境代价达到195.5亿元，是当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1.56倍。

　　而央企对地方经济的拉动逐渐呈现出的疲态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有分析认为，央企投资和增长放缓导致其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比例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央企对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开始降低，矛盾便会显露。

　　此外，还有媒体暗示，地方对央企的剧烈反弹或许和反腐有关。有分析认为，此前双方相安无事，并不排除部分地方官员“畏惧”央企背后的强大力量。

　　相关报道显示，地方对央企的环保问责，主要发生在十八大召开之后。从2013年中石油高管被查开始，中央在央企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几乎就在同时，地方政府也对央企刮起了“环保旋风”，除了污染罚单，水土补偿标准提高和厂区搬迁要求也成为地方反击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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