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世界·中国2005预测与战略”吸引了诸多财经名人及政界要员。围绕2005年国际政治、经济、行业的发展趋势，与会者聚焦金融与资本市场、能源与资源、通讯与信息产业以及全球消费市场等议题，预测展望，各抒己见。而在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主持的“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及政策展望”议题中，由于另外四位经济学家的参与，更使其饶有新意。
谢平：商业银行业今年还会发展得比较好
尽管现在的身份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但由于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从事金融研究工作，谢平给外界的感觉更接近于金融学家。不过，与以往直指银行业要害问题的分析不同，他在这次论坛上对商业银行的前景判断却比较乐观。
谢平认为，经过若干年低潮期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已经“时来运转”，未来几年内的发展趋势还是比较好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发展向好，企业盈利能力增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跟以前比较，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有所提高，一些长效管理方法现在开始慢慢见效了。”
而由于银行业网络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非常明显，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在最近几年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此外，存贷款利差较大，多年来数额巨大的ＩＴ投入，以及信贷环境的好转，都使谢平“觉得中国的商业银行业今年还会发展得比较好”。
李剑阁：把资本市场的问题归结为股权分置是回避了矛盾
作为论坛的第二位发言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从农业、投资、资本市场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对宏观经济作了简要评述。
针对当下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资本市场问题，李剑阁认为，股票市场指数的涨跌与外界对市场发展的言论褒贬关系不大。把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归结为股权分置的说法并不准确。“资本市场的制度问题很多，把目光集中在股权分置，是回避了矛盾。”
尽管国家统计局还未发布2004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显然是去年经济运行中一个亮点。对此，李剑阁个人认为，去年农业增长的势头在2005年很难保持。他提醒人们注意，农民收入增长靠政府的补贴是不可持续的，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农民从生产率比较低的部分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部分转移，也就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
由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存在，去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6099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呼声因此而高涨。李剑阁表示，如果在国内投资效率比较低的情况下，贸然去海外投资是冒险的。“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在海外的产权？中航油事件提醒我们，企业要走出去，特别是国内钱多得很的时候，发热的心态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谈到收入分配政策，李剑阁认为，不应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上，应该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打击非法收入和关注少数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上。
李剑阁说，“如果是合法经营或者勤劳致富的收入，我们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收入拉平。如果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贫富差距，反而会给自己套上枷锁，因为这个问题现阶段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许小年：单纯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走到尽头
“中国过去几十年中间单纯依靠提高投资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模式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说，“这种模式对经济增长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基本释放。如果今后几年不能快速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步伐的放慢是不可避免的。”
许小年认为，依靠投资率提升经济增长，增长是有极限的，极限就在于储蓄率。单纯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投资率或迟或早一定要下降，粗放的、依赖投资增长的模式或迟或早一定会改变，如果主动改变损失会小一些，如果被动地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下改变将承受非常大的损失。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靠的不是投资，而是技术进步。”
“中国经济单纯依靠投资的增长模式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如果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依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要素市场的要素配置方面扮演的主导角色不改变，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将不可能改变。”
许小年强调说，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紧迫的任务，从近期讲是如何抑制过度投资，降低投资率，但更为重要的事情，是在中期和远期如何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把从单纯依赖投资转向依赖制度改革、依赖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要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就一定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政府在要素市场的退出。
钱颖一：政府职能的转变远未完成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钱颖一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就当前宏观经济中经常听到的问题做了短评。
对于“要减少行政手段，多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表述，钱颖一在支持减少行政手段的同时，对“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表示不解。
钱颖一说，在宏观调控中大量微观措施的运用，本质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区分清楚现代经济中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区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与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责。“宏观经济指的是宏观的变量，包括利率、货币供应量、税收、汇率等，企业以及行业、市场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属微观范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主要负有两个责任，一是宏观调控，二是市场监管，市场监管是微观的，其手段可以是经济的，也可是行政的，法律的。”
他认为，计划经济中的综合管理部门和专业管理部门，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政府职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的过程中，对于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区别，已经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区别，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而是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涉及到政府与整个经济的关系。目前，政府职能的转变还远远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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