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转移，中国企业面临挑战

    产业转移对沿海的冲击

　　《21世纪》：近一年来，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外迁趋势越来越明显。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大转移正在展开，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沿海地区将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王子先：中国制造存在内外部的全方位压力，国际舆论评价中国制造告别了低成本，进入了高价格竞争时代。从2007年的出口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制成品出口产品价格提高的幅度较高，前三季度提高了8%左右，而今年世界制成品国际贸易价格上涨幅度仅3%左右。为了消化人民币较快升值、工资上升、能源原材料涨价、出口政策调整等一系列内外部压力，出口企业不得不通过提高卖价来消化。由于目前中国是很多工业消费品最大供应商，国际买家目前不得不承受一定幅度的涨价。但也要看到，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总体上处于低端位置，是国际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决定者，价格上涨必然会有一个临界点。

　　从目前看主要是加大了中小出口企业的压力，加快了中小企业的转移；但是某些行业的大企业也感受到压力。人民币一面倒的升值预期和政策调整较为集中带来一个隐忧，即国际买家对中国制造的未来预期可能发生转折，最令人担心的是跨国公司长期战略合作和采购行为会不会出现调整。比如很多跨国公司推行“中国+1”战略，把目光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基于国情，国内产业转移必须有序进行，不能急于求成。

　　王小鲁：尽管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附加值比较低，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依赖它。所以这种变化肯定是有影响的。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产业基础，短时间内被其他国家替代掉是不大可能的。越南的经济规模比较小，不是一个能够替代我国的经济体。印度相对来说有足够大的规模，但是它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接替中国的角色。因为它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方面的完善，还要较长的过程。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调整政策，促进产业升级换代。但政策的调整也要适度，现在减少出口退税，汇率升值，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非常必要，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出口加工业的比较优势。因此也要考虑产业的承受能力，循序渐进。

　　《21世纪》：人工成本的上升也是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您如何看待在人口方面出现的“刘易斯拐点”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的影响？

　　王小鲁：如果说拐点就意味着没有剩余劳动力了，我觉得还为时尚早。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是45%左右，发达国家至少是80%。中国还会有大量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到城市。

　　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某些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是这样的。另外，劳动力的局部短缺和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农村居民没有社会保障，现行土地制度等于给农民提供了一个社会保障。随着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留守人口减少，土地制度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这里面会涉及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调整之后，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

　　所以，中国现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有它存在的基础。但是随着农村劳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还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只不过相对优势会受到一些影响。

　　成功“内迁”的所面临的挑战

　　《21世纪》：“制造业内迁到中西部”既是内陆省份的希望，也是中国大经济体持续发展的路径，如何才可能使这种“内迁”而非“外迁”成为现实？

　　王小鲁：这种内迁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东部和中西部在生产成本上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补偿中西部在运输距离上的劣势。所以这种产业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内陆的地理位置是不能改变，内陆地区能够改变的是软环境的因素，以及一些硬因素的改变比如基础设施。

　　王子先：目前来看，产业转移的势头加快，目前集中在我国出口相关的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产业，而港、台资企业转移的压力更突出。

　　制造业向中西部进行梯度转移是一个长期趋势，应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可以消除一些障碍，如有关部门推出的“万商西进”工程、加强中部物流大通道建设、推行“大通关”，一些中部省份提出加强中西部与沿海的无缝对接等等，将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今后中央与地方政府还可以发挥一些推动作用；但总的看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来推动，如果代替市场行为，急于求成，反而会引起负面的效果。

　　《21世纪》：沿海地区城乡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会不会优先向周边地区转移？西部地区由于发展启动晚，在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都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当时的政策优惠，这是否会构成西部地区的发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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