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对沿海的冲击

　　《21世纪》：近一年来，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外迁趋势越来越明显。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大转移正在展开，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沿海地区将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王子先：中国制造存在内外部的全方位压力，国际舆论评价中国制造告别了低成本，进入了高价格竞争时代。从2007年的出口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制成品出口产品价格提高的幅度较高，前三季度提高了8%左右，而今年世界制成品国际贸易价格上涨幅度仅3%左右。为了消化人民币较快升值、工资上升、能源原材料涨价、出口政策调整等一系列内外部压力，出口企业不得不通过提高卖价来消化。由于目前中国是很多工业消费品最大供应商，国际买家目前不得不承受一定幅度的涨价。但也要看到，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总体上处于低端位置，是国际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决定者，价格上涨必然会有一个临界点。

　　从目前看主要是加大了中小出口企业的压力，加快了中小企业的转移；但是某些行业的大企业也感受到压力。人民币一面倒的升值预期和政策调整较为集中带来一个隐忧，即国际买家对中国制造的未来预期可能发生转折，最令人担心的是跨国公司长期战略合作和采购行为会不会出现调整。比如很多跨国公司推行“中国+1”战略，把目光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基于国情，国内产业转移必须有序进行，不能急于求成。

　　王小鲁：尽管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附加值比较低，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依赖它。所以这种变化肯定是有影响的。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的产业基础，短时间内被其他国家替代掉是不大可能的。越南的经济规模比较小，不是一个能够替代我国的经济体。印度相对来说有足够大的规模，但是它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接替中国的角色。因为它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方面的完善，还要较长的过程。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调整政策，促进产业升级换代。但政策的调整也要适度，现在减少出口退税，汇率升值，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非常必要，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出口加工业的比较优势。因此也要考虑产业的承受能力，循序渐进。

　　《21世纪》：人工成本的上升也是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您如何看待在人口方面出现的“刘易斯拐点”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的影响？

　　王小鲁：如果说拐点就意味着没有剩余劳动力了，我觉得还为时尚早。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是45%左右，发达国家至少是80%。中国还会有大量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到城市。

　　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某些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是这样的。另外，劳动力的局部短缺和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农村居民没有社会保障，现行土地制度等于给农民提供了一个社会保障。随着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留守人口减少，土地制度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这里面会涉及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调整之后，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

　　所以，中国现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有它存在的基础。但是随着农村劳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还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只不过相对优势会受到一些影响。

　　成功“内迁”的所面临的挑战

　　《21世纪》：“制造业内迁到中西部”既是内陆省份的希望，也是中国大经济体持续发展的路径，如何才可能使这种“内迁”而非“外迁”成为现实？

　　王小鲁：这种内迁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东部和中西部在生产成本上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补偿中西部在运输距离上的劣势。所以这种产业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内陆的地理位置是不能改变，内陆地区能够改变的是软环境的因素，以及一些硬因素的改变比如基础设施。

　　王子先：目前来看，产业转移的势头加快，目前集中在我国出口相关的纺织、服装、鞋类、玩具等产业，而港、台资企业转移的压力更突出。

　　制造业向中西部进行梯度转移是一个长期趋势，应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可以消除一些障碍，如有关部门推出的“万商西进”工程、加强中部物流大通道建设、推行“大通关”，一些中部省份提出加强中西部与沿海的无缝对接等等，将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今后中央与地方政府还可以发挥一些推动作用；但总的看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来推动，如果代替市场行为，急于求成，反而会引起负面的效果。

　　《21世纪》：沿海地区城乡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会不会优先向周边地区转移？西部地区由于发展启动晚，在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都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当时的政策优惠，这是否会构成西部地区的发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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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鲁：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现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区的一些地方，在过去也是农村地区，现在都已经城市化了。现在随着地价和工资水平的上涨，就会出现城乡间的优势转移。这就存在着继续向周边地区扩散的可能。例如珠三角地区的低附加值产业也许会向粤北地区扩散，苏南地区也许会向苏北地区扩散。但是西部地区也并不是必须等着那边扩散完了才会轮到自己。即便是和粤北苏北地区比较，西部地区仍然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向周边地区扩散和向西部转移应当是同时进行的。

　　东部地区在发展初期，投资条件非常优惠。现在国家的政策环境更加平衡，已经不可能让西部地区有那样特殊的条件，比如免税、免费土地、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等。这些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发展难度确实增大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就没有发展机会了，毕竟还有要素成本的差距存在。政府如果能在改善投资环境上加大力量，例如增加政府管理的透明度、提高政府效率、减少腐败，那么中西部的比较优势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隆国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已经有明显的政策引导，希望出现制造业的梯度转移，转到中西部地区。但是，这类产业活动，从它到中国开始，它的区位选择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不是行政力量。市场会引导它到什么地方，是由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有着各种各样的成本差别决定的。对于出口导向型企业，不可能大规模的转向内陆地区，只有那些物流成本占整个产品价值相对比较低的产业可能有一部分会转移。会转到哪里去？更多的是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向欠发达的沿海地区。

　　从深圳的角度看，产业似乎在不断外迁，迁到哪？据我的判断，原来是从深圳到东莞，后来到惠州，再到汕头，那边还有雷州半岛，现在广西又提出泛北部湾的开发，广西的成本可能比湖南、湖北还低。这些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是面向国际市场，它要向海边靠。所以，这些产业还会在沿海地区，但在沿海有一个新的布局。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沿海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转型的速度有多快？大量的因素迫使低端出口导向型产业从沿海中心城市向外转移，如果转出的速度比新兴产业来的速度快，城市就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第二，出于更长远的考虑，过去的三十年，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和内陆地区的经济，从产业关联上来说是不太密切，是“两张皮”。未来如果没有实现产业梯度转移，我们是不是能容忍这样的现实，沿海地区产业和国外联系，而内陆区的产业是自己内向型发展？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21世纪》：制造业的内迁，实际上只是中国整体产业升级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课题已经成为沿海省份的战略性选择。对此，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子先：关于中国制造的转型路径，首先是沿海产业高级化的问题，要进一步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本地企业参与程度，推动更多企业向加工贸易“前店”转型；更重要的是，沿海城市要考虑怎样让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以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顺应全球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趋势，加快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以及整体国际分工中的位置。

　　沿海中心城市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既是改变在国际分工中不利地位的需要，也是为内地腾出中低端产业、开展错位竞争的需要。而且，还是发挥沿海先导作用、加快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为此，要将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与转移作为战略性课题。可以像过去的制造业发展路径一样，通过服务业的扩大开放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服务业的开放式发展，需要制度的创新，这需要顺应世界上特殊功能区向多功能综合型自由贸易区升级的新趋势，经济特区等有条件的特殊功能区要探索向规范的自由贸易区转型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举措。

　　隆国强：从全球生产价值链角度，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沿海地区产业的升级方向。就是沿着全球的生产价值链，从低端组装向上游的制造业延伸，进入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零部件生产、设计、研发，同时向下游各种生产型服务业延伸。

　　如果大量沿海的制造业转移到湖南、湖北，甚至转到重庆。生产型服务业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生产型服务业和制造业中间合理的空间距离到底能够有多长？当然，由于IT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很多低端产业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如果大量的制造活动远离了沿海地区，很多服务活动也会跟着流失。比如说物流业，正是大量的制造活动的聚集，才带动了珠三角地区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银行金融企业也会追着客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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