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正向人生的第三阶段努力

　　1999年正值其壮年，却毅然决然辞去总经理职务，引得业界一片哗然。原以为他的登山就是“陶渊明式的归隐田园”，却没想到他用两年半时间登遍七大洲最高峰，成为企业家第一人。而去年行业内纷纷扰扰的“百亿之争”，再次使这位行业教父成为焦点所在。他到底如何看待近期的调控新政呢？不断演绎人生传奇的他，下一步又有什么打算？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给普通人造房子

　　记者：万科前期提出一个观点：对楼市新政的最简洁的解读，就是“给普通人造房子”。什么是万科所说的“普通人”？“普通人”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

　　王石：早在2000年的时候，万科就提出“面对新经济，关注普通人”的口号，并身体力行。普通人，指的就是城市住宅商品的消费主流，也即是中低收入者。

　　有人说，提出“关注普通人”，是不是因为以前关注得不够，还是以前就关注，现在更加强调呢？其实，万科早期确实关注得不多，这是由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决定的。1998年以前的房地产市场，主要还是以政府主导的福利房为主。房地产开发商只解决先富起来的人的住房，不纳入公共福利系统的住房开发。

　　1998年，政府推出了取消福利房等政策，将全社会的各类人都纳入市场体系。而开发商的住房产品真正成为主流，是在2000年之后。

　　巧合的是，万科后来开发的主流产品，都处在105-120平方米之间，如四季花城的主力户型是115平方米，金色家园是105平方米，正好和新政的规定差不多。

　　记者：万科既然要“给普通人造房子”，那么有没有考虑过进入经济适用房领域发展？

　　王石：对于经济适用房，万科打算进入。这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社会责任。我们一定要利用万科的人才、资源、实力，去研究世界发达国家对于经济适用房是怎么做的，怎么解决的，给政府提供参考；二是只要有这种机会，有利于万科的公众形象，我们都应积极参与。如果政府给机会，我们就一定把它做好。比如，万科马上要搞一个廉租房的设计大奖赛，廉租房绝对不能简陋，要实用、实在，还要考虑到居住、运营的要求，不光是房子便宜，还要适合保养，工业发达国家有很多这样的成功例子。

　　记者：住宅建设分成两个体系———“商品房供应体系”和“非商品房低收入家庭社会保障体系”。你说的“普通人住宅”相当一部分包含在“低收入家庭社会保障体系”里面？

　　王石：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工作，万科并没有涉及。“511”文件要从住宅结构上改变供房体系，要求提供更多的廉租屋。只要有政府主导，万科就会积极介入。廉租屋是种特别的产品，他不是商品，他不纳入商品的运转规律，只有在政府补贴下才能见效。

　　“511”与万科之道的暗合

　　记者：这次房地产的新政策推出之后，很多人开玩笑地说，这次的新政策和万科的风格很像，简直像是“万科写的”。这种吻合的原因是什么？

　　王石：确实，新政的很多条规定，和万科的内部规定是暗合的。如房屋面积的规定，正好105-115平方米是万科的主力户型。“关注普通人”是五年前万科提出的口号，而105-115的户型设计，是万科七年前提出来的。当时，根据对广州、深圳、上海、武汉、哈尔滨等十个城市的调查，发现平均户型最大的是哈尔滨，第二是武汉，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按理说户型面积大小，应该是与人均GDP成正比的，而这个调查结果却并非如此，这显然不合逻辑。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存在着住宅的超前消费，户型面积过大等问题。当时平均户型最小的是上海，而当时上海的房屋消费恰恰是最理性的。事实上，住宅偏大的趋势，凭中国的土地资源是不能满足的，必须合理地节能、节地。

　　新政还对炒房进行了营业税的征收。万科向来反对暴利，反对不健康上涨，不鼓励炒房。如17英里项目，开盘时很多人认为均价可以开到两万以上，如两万二，两万五。当时我本来已经不太管万科的具体经营了，但当时我非常明确地告诉深圳公司，17英里的均价不能超过一万三。房屋的价格无限上升是不正常的，我们是正常开发商，有合理的利润预期，如果市场价格比预期高，我们宁愿把这个好处让给消费者。

　　当时就有人质疑，明明市场上可以卖两万多，而你要卖一万三，这不是助长炒风吗？因为买房的人可以在交了订金之后，即刻转手获利。我说制定一条规定，万科在办房产证之前，不给他办理转让手续。法务部质疑说，这是“霸王条款”，人家交了订金，要转手是人家的事情。我说，我宁愿背上“霸王条款”的罪名。因为不是卖给最终用户，如果市场出了问题，最终消费者还是找万科的。如果把房产证给他了，房子是他的，他怎么处理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这是去年10月的事情，而政府的新政策的规定，正好和我们当时的做法吻合。

　　记者：此次新政对房地产市场会带来哪些变化？

　　新政对市场无论近期、中期、长期都会产生深远影响。短期的影响很明显，五月成交量立即下跌。市场已转为观望，这段观望期应该在6个月之内。中期还有不明朗因素，长期来看市场肯定是好的。

　　这次的房地产新政策，对房地产商的发展而言，可能是个节点。按过去的经营模式的思路继续走肯定是不行了。以为盖房就能卖出去，或像上海有些开发商一样“博傻”，以为卖得越慢赚得越多，甚至有意放慢卖房的速度，这样肯定会出问题。开发商必须用心做好专业化、精细化。进行客户细分和品类研究，做好每一个细分市场。　　

　　我正向第三阶段过渡

　　记者：您想过未来自己在中国企业历史上会得到什么评价和地位吗？

　　王石：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想问题，以前没有想，我相信以后我也不会把这个当问题。中国企业还是在创业期，到底我们中国企业能做成多大或者能做成多优秀，现在来谈还过早。我们的企业还是相当的脆弱。如果说对于万科，我做了什么？那就是选择了一个行业，创造了一种制度，建立了一个品牌，培养了一支团队。而我所说的“创造了一个制度”，无非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经过200年发展形成的成熟体系，我搞拿来主义，再结合自身进行创新。

　　记者：这种创新难度并不低于创造？

　　王石：但是这不等于说你的价值非常大，等于说我们造一个杯子，人家用机器造的，一天1000个，我一个月1个，但是我这是手工造的。你这个不能说因为一个月造的，所以价格就是他们1000个乘30天的价格。我们要清醒的看到我们做的很多东西还是初级产品。但是也不排除再经过20年、50年之后，可能是郁亮之后的那几代人，他们让这个制度更加成熟，他们个人的职位变动将不会给企业带来震荡。

　　记者：你很谦虚。　您对于自己未来在社会活动方面的定位，有什么考虑？　　

　　王石：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历程，一般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业；第二阶段是企业管理；到第三阶段，就是如何回报社会。我目前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

　　我从1998年开始登第一座山峰。我的职业是企业家，但个人生活喜欢登山，过去，登山更多的只是自我个性的张扬。登山的体验和感悟，不是陶醉于大自然，而是对现代文明的重新感受，不是反感现代文明，而是更加“入世”。

　　我刚从北极回来，这次北极行动带了两面旗，都是倡导社会责任感的。我们想借着媒体对我北极之行的关注，让公众对这两项事业有更多的了解及投入支持，我北极回来后在高校的演讲、接受媒体的采访，也多次提到这两面旗子和它背后的意义。现在我要做的是如何将个人爱好和社会公益有效地结合起来，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和媒体对我的关注，号召全社会共同来关注一些公益主题，也带动更多的企业和企业家来参与这些事业，这是我现阶段最想做的事。

　　记者：有人说假如王石去一个贫困山区教半年书、然后再出一本书，这是很有意义的。

　　王石：有多种选择，这是其中一个选择。我的选择不是去教书，我是如何来创造让更多人自愿去贫困山区教书的条件。给他们条件，可能意义更大。

　　未来的行业应该是个共生体

　　记者：十年前的万科、金田，两家当时实力差不多，但那时正处于一个拐点，此后两家就走上了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您认为哪些房地产企业以后更有希望？对于房地产同行们，你有什么建议？

　　王石；有很多非常有希望的房地产企业，典型的如合生创展、上海绿地、金地、中海外。

　　现在行业内对于多元化还是专业化发展的争论还没有结论。不少人认为多元化也能成功。这在市场好的时候当然成立，但市场不好的时候呢？GE、长实、和黄的多元化，是经多年的积累之后兼并的结果，完全是分离的经营。这种做法我认为没有普遍性。

　　不光是做地产专业化，在地产领域之中，是经营酒店、写字楼，还是住宅？就算是做住宅，也要看到底做哪种住宅，是别墅，还是普通住宅，这些都要越来越专业。

　　此外，一定要做社会资源整合，形成产业链，就像个共生体。万科要做的就是核心的创新研究。比如营销等业务将逐步社会化，万科的营销人员只是负责对客户的长期跟踪服务。现在有很多优秀的中介企业，比如世联、中原。但是我们在防守自己的某些业务的时候会和中介公司达成一定的协议，他们在提供中介服务的同时必须要维护万科的一些价值观。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双方互相磨合的过程。

　　(本报记者　李青霞/文　春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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