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着年轻力壮，袁文斌用卖血的钱凑够了学费。
袁文斌：“血站那边给了我们吃的，两个鸡蛋，一个面包，一包榨菜，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好的。”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刘少国：“后来才知道，事后听说他卖血这个事，我当时，有点复杂，有点难受。应该可以想想别的办法，跟我们讲一讲，大家可以帮一帮。”
就这样，不甘心只做民工的袁文斌靠自己迈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学府。学校的住宿费太贵，他就和叔叔商量，住到工队的工棚里，课余时间用打工换每个月200块钱的房租。开始了半公半读的生活。可叔侄的感情却依然没有缓和，只有另一个叔叔的关心带给他一丝温暖。
袁文斌：“我感冒的时候，他连问都不问。我本家一个二叔，给我端了一碗面，烫了一碗鸡蛋，反正也没吃。反正我觉得挺委屈的，我觉得我上学没错啊……”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刘少国：“他在翻制模型这一块，有很多实践经验。你可以跟他同时合作，哪地方要加，哪地方要剪。”
袁文斌：“在美院上课的时候，我是去的最早的一个。”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刘少国：“一边打工，一边上课。他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这样，日子穷苦而平静地过去。三年进修快要结束了，98年毕业时的那个秋天，23岁的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新疆姑娘胡媛。甜蜜的爱情给他6年的流浪生活带来少有的温暖，但同时也消磨了他创业的锐气。
袁文斌：“毕业以后，心气很高了，小活儿不愿意干，大活呢接不着。”
袁文斌的妻子胡媛：“状态比较低沉，主要的经济来源都靠我。”
袁文斌：“我爱人每天出去上班。”
袁文斌的妻子胡媛：“每天他在家里看电视，从早上看到晚上。”
三个月之后，袁文斌再也呆不住了。他开始动手，靠给自己和妻子做雕像来打发日子。
这半年的现实生活大大打击了袁文斌的心高气傲。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生意，联系学校的老师和客户。不管大小，只要能挣钱。终于，99年的春天，老师给他介绍了毕业后的第一单生意，舞剧《大漠敦煌》剧组的一批道具。
胡媛：“我们当时都很高兴。袁文斌他肯定比我还高兴，他觉得可以接活，养家糊口了。”
袁文斌：“价格也不高，两三万。”
为了省去60块钱一天请小工的费用，妻子辞去工作，给丈夫干起了小工。
胡媛：“三天之后我就辞职了然后全身心投入工作。”
袁文斌：“一个女孩子，就干这种卖力气的活，反正心里更不舒服。”
两人相依为命，认真地做完了第一笔生意。拿到工钱后，夫妻俩高兴地买了第一部家电——14寸的小电视。2000年，两人在北京通县开了自己的一家小工作室。而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无数住宅小区的出现，袁文斌看到了雕塑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巨大潜力。
袁文斌：“我做的雕塑是跟城市雕塑结合的，跟环境结合的。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并且他开始大胆采用在雕塑中很少出现的砂岩材料来代替石雕。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刘少国：“出来就是石头的效果，但是它是人造的。而且石材的开采，经济上成本比较高。推广起来也就有难度。人造砂岩就大大缩短了制作周期，大大降低了经济成本。”
袁文斌的合作伙伴冯英澍：“我们在招标的时候，一个设计稿，四五个人，两天不能出门。给他们买方便面。我们回回都是第一个送去，全都是最好的效果。”
与市场的主动配合，对雕塑材料的熟悉和大胆尝试，再加上美院进修时练下的手艺，使袁文斌在雕塑市场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01年他的工作室雇了七个小工，运作开始走上正轨。平均年收入几十万。今年8月份，他又接了一笔生意，2004年长城国际巨星演唱会，客户订制了200个布置会场的兵马俑，制作时限是10天。价钱是20万。可他说，这不算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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