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暴富”启示录

    财富的增长总是与社会财富创造的努力程度成正比的。假定社会财富增长是一定的，一夜暴富者或是可能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来掠夺他人财富，或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掠夺他人之财富，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行为完全扭曲。对财富创造的激励就会严重弱化，从而出现财富创造的逆向选择，社会财富的增长将越来越少。

    权力寻租下的暴富机会

    为什么这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会有这么多钱，这么快地富有？2005年年底，学者郎咸平收到一封EMAIL，举报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举报信指向上海新贵张荣坤。

    2002年2月，张荣坤在上海成立福禧投资,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截至2006年6月底，福禧投资号称总资产有136.22亿元人民币，扣除负债后，净资产达53.13亿元。

    在公司注册当月，福禧投资就顺利拿下了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资产总值35.5亿（2001年年检数据）。

    2003年，福禧投资再斥资约50亿元购得嘉金高速25年经营权。2004年,又以5.88亿元购得苏嘉杭高速公路30年收费经营权的20%股权。截至2005年6月底，福禧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超过200公里,在高速公路领域投资超100亿元，公路大王称号由此被叫响。

    我觉得很怪，一个本来不入流的小商人，短短时间内居然如此富有，能用几十个亿买下两条高速公路，而跻身2004年中国富豪前40位。郎咸平觉得不可思议。

    如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上海社保案发伊始，市场就一直流传，四年前福禧投资收购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经营权所支付的32亿元，来自上海社保基金。2006年10月，张荣坤成为因上海社保案被逮捕的第一人。

    从小商人到坐拥几十亿元的大富豪，张荣坤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崛起的。谁是张荣坤暴富神话的创造者？同案落马的一系列高官上海市前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小华或许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这样的腐败，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更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只靠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资本运作而完成。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往往是掌握紧缺资源的那些人把手中的权力直接转化为资本，比如房地产中倒地皮是一种典型类型。社科院经济所博士李茂生说，北京地产界真正盖房子的公司，绝少有拿到一手土地的，那些从政府主管部门最先拿到地皮的人并不是房地产开发商，拿到一手土地后首先想的绝不是盖房子，他们只炒地皮，经过二传手三传手，将地价从最初每平方米几百元炒到每平方米几千元。真正盖房子的公司等拿到地盖房子时这块地皮已经倒了三四次了，此时的地价早已是原来地价的数倍甚至十几倍。

    在中国2002年度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而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

    国土资源属国家基本的和根本的资源，它的掌控使用从来属于国家、属于政府。因而新一轮的重大腐败案件往往是围绕着超大规模工程展开的，围绕城市的拆迁圈地和农村的专案圈地展开的。因为这种腐败操作方便，流程简单，最能赚钱，最能在短时间中使人暴富。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由于规则制定不完善，往往给有心人留下了大量暴富机会。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在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出现的权力资本腐败，与地产领域权力腐败如同双胞胎，同样玩儿的是权力者、金融家和投机冒险家之间的利益同盟游戏。据《财经》杂志报道，总资产738.05亿元鲁能集团，已经完成了惊险的一跃：在内部人严密运筹之下，职工退股已经基本完成，两家位于北京的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首大能源)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下称国源联合)--已获得鲁能集团91.6%的股份。鲁能集团股权的作价依据，为鲁能集团截至2005年底的账面净值，并且减去了鲁能集团向股东支付的2005年度现金红利。以此计算，两家公司收购总价格约为37.3亿元。

    以30多亿元收购了价值700多亿元的国有资产，有多少人又因此而一夜暴富了呢？

    据国资委公布的资料，中国经营性国有资产大约有10万亿元。在当局推出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后，一些有权人、有钱人即将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视作为唐僧肉，将它看作是腐败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腐败的最后一顿晚宴，千方百计损公肥私、中饱私囊。

    经济学界流传着一个说法，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一年就是365个亿。现在看来，这或许还是乐观的估计了。

    转轨之痛

    因为双轨制的背后是规则的不确定或者规则的不平等性，所以很多人可以利用其中的模糊地带和漏洞为自己赚取合法但不见得合理或者不违法但难为常人认同的财富

    自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中国已经与转轨经济结缘近30年。

    双轨制经济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到市场经济不得不经历的阶段。

    在中央政府宣布改革开放的国策后，没有足够的市场经济主体、社会财富积累不够以及市场经济经验的欠缺决定了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只能渐行渐进，虽然最终要脱离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又不可能须臾间一刀两断，而且改革开放在很长时间里政策将使初始动力；同样，虽然最终整个社会资源将主要由市场经济来进行配置，但市场经济体制却不可能瞬间可就，尤其是在其成长阶段，将更多依赖政府的引导和护佑。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双轨制其实也是从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因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的法律秩序的确立至少需要像市场经济的确立本身一样长的时间，政策很大程度上集要充当改革的推动者尤要充当改革秩序的维护者，形象地说，政策既是改革开放的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双轨制主导中国改革

    直到今天，改革开放显然是进行时，而仔细观察期间的各项政策，我们也都能发现双轨制经济的逻辑。

    例如特区经济。特区经济可以看作是双轨制经济的最初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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