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拥有财富？在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在不断被刷新。在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之后，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平衡关系已经被打破。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一样，鼓励人们获取财富，并且提供如此丰富的机会与资源。

    索罗斯在《相信自己的虚妄》一书中写到，均衡市场虽到处存在，对投资者却没有意义，因为在那里只能得到平均利润率，发现和利用失衡才能获取暴利。当各种财富从四面八方涌向中国的时候，当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这种非均衡的市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从1980年代的个体户、到1990年代的炒股炒房，再到后来的新经济、国企改制……都成为诞生暴富者的土壤。

    他们获得财富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他们也因此成为了这个时代活生生的传奇。他们重写了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也深刻的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财富观。实际上，抛开道德层面的评判，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中，最善于把握机遇的一群人。

    一夜暴富的故事在中国不断上演，是什么样的土壤培育了暴富者，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极端的财富增长方式？

    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拥有财富？最佳答案可能不是13次连庄福布斯富豪榜榜首的比尔·盖茨。这位世界首富用了超过25年的时间，积攒下了超过500亿美元的财富。但对于许多财富新贵们来说，这个速度并不值得过分称道。

    暴富启示录

    在2007福布斯富豪榜中，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塞吉·布林和拉里·佩奇各以160亿美元位居第26位，但令人瞠目的是，他们积累这些财富只用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但这或许还算不上最快的暴富。前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浪潮之中，大批俄罗斯富豪应运而生，据统计，排名前100位的俄罗斯富豪总共占有的财富达248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名义GDP（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

    如今，暴富的神话已经开始上演它的中国版本。而其中的剧情，既有与世界潮流遥相呼应的，也有纯粹中国原创的。

    形形色色的财富传奇

    新科中国首富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非常反感别人用一夜暴富来形容他的财富增长速度。2005年12月16日，尚德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价一路攀升，2006年1月13日，施正荣身价飙升至23.13亿美元。不到一个月，施正荣家族便成为当仁不让的中国首富。从200万美元起家，到20多亿美元的身家，这其中无疑包含了创业者的很多辛劳和智慧，但就其财富增长速度而言，称之为暴富亦并不为过。

    实际上，新兴技术和资本市场相结合，产生的神奇的财富反应，已经在中国早造就了一大批一夜暴富的富豪。

    北京时间2005年8月8日晚11时40分，百度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挂牌上市。按照当天股价计算，百度公司创始人与CEO李彦宏的身价已超过9亿美元，铁定入围今年中国内地百富榜前10名。

    这是IT世界里并不缺乏这样的暴富故事。2005年7月14日，分众传媒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CEO江南春在分众传媒上市前拥有41.3%的股份，按其每股17美元的发行价，江南春在股份摊薄后，身价将近2亿美元。

    众所周知，包括李彦宏、江南春以及盛大的陈天桥在内的财富新贵，并不是最早一批因为新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结合而一夜暴富的人。他们的前辈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早就因为他们的股票在纳斯达克的卓越表现而迅速跻身富豪榜前列。

    全球咨询业巨擘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中国的百万富翁总数更是排名全球第六。

    这些百万富翁们的财富实现方式不尽相同。有的顺应了新兴产业发展大潮，有的依靠资本市场的运作，还有的依靠渠道垄断、技术革新……当然，有些人的暴富方式更为简单，就是彩票市场或者股市的幸运儿。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为数众多的百万富翁里，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财富积累方式都经得起推敲。

    最近一个关于一夜暴富的著名神话，是浙江东阳市一位名叫吴英的女士创造的。

    吴英仿佛一夜间出现在世人面前。2006年她2亿元现金买下700多间商铺；500万元捐助东阳的光彩事业；两个月内在东阳开出12家大型实业。而之前，她还只是县城某服务场所的小老板。

    这个暴富神话直到2007年2月10日吴英涉嫌非法集资被刑拘才宣告破灭，吴英本人也落得个锒铛入狱的结局，神话变成了悲剧。

    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这样的腐败，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更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只靠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资本运作而完成。大连白云旅游汽车出租公司的国有企业在改制为民企时，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等15名管理层人员以404万元将公司买下。新注册的民营公司由公司原总经理和原党委书记共持有80％以上的股份，原公司价值4000多万元的200多个出租车营运号牌，也以223万元的超低价转让给管理层人员。这是国企MBO改革中又一起一夜暴富故事。

    不安分的钱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国曾经出现过几次较为明显的暴富浪潮：

    第一次是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的个体户和官倒暴富时代，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把能够上大学、有个工作单位、捧个铁饭碗当作幸福无比的事，但当时一些个体户迈出了致富的第一步，有的人就成了第一次暴富浪潮中的佼佼者；第一批暴富浪潮中还有一批是官倒，在额度、指标、批文都可以买卖的年代，权力就等于金钱于是一些官员肆意倒卖批文、指标，狠捞了一把。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92年的股市暴富时代，1992年前的中国股市可以说是暴富的最佳路径之一，因为短缺和盲从，使人们对股市达到了迷狂之境，股市越发像疯了一样暴涨，从而成就了一批暴富者。

    暴富的第三次浪潮是从1992年到1993年6月，一些人从房地产业的炒作中大获暴利，催生了不少亿万富翁。1992年小平南巡后带来的经济热潮，许多人涌向沿海地区。似乎是一夜之间，以海南和广西北海为核心的土地炒作风潮迭起，瞬间涌出了许多靠房地产业成为巨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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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无疑较当时更为迅猛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指出，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财富激增的时期。

    他认为，在2019年老龄化到来之前还有12年时间，这12年所增长的GDP，将有可能达到前58年的3倍以上。有这样的财富和市场扩张前景，国际资本对中国财富的估值提高，巨额资本正在也将会不断涌入中国，这说明中国崛起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国内资本供给大于需求的流动性过剩。

    当代国际投机资本的代表人物索罗斯在《相信自己的虚妄》一书中写到，均衡市场虽到处存在，对投资者却没有意义，因为在那里只能得到平均利润率，发现和利用失衡才能获取暴利。他进一步意识到在某些时期某些国家可能有历史性机遇，实现非均衡崛起。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也显示，新兴市场中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的财富增长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目前，这4个国家都位列于全球二十大财富市场之列。随着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4个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其财富市场预计将以两倍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

    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加和全球资本对中国的日益关注，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意味着有太多不安分的钱在中国寻找着机会，也正是这些不安分的钱，成为制造暴富神话的最佳土壤。

    暴富情结

    刘江（化名）是国内某知名媒体的编辑，作为一名媒体人，他的偶像并不是李普曼、法拉奇这样著名新闻人--他是Google神话的崇拜者。现在，他正朝着这一个方向努力。我已经制作了一个创业的计划，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找懂得欣赏它的风险投资商。他说。

    刘江希望资金将来的企业也能成为纳斯达克的宠儿，从而抒写属于自己的财富故事。

    这样的例子并不新鲜。深圳某报曾经在孩子中做过调查：你这辈子想赚多少钱，结果是14.58％的人想赚亿元以上，16.67％的人想赚1000万以上；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多达27.08％。而北京某报的一份调查也显示，有20％的被调查者（年青人）希望能够获得一夜暴富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调查者中，大部分人财富实现方式都是彩票或者股市，这让类似于刘江那样的创业想法都显得脚踏实地了。据财政部披露，中国2006年的彩票销售额超过了800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而2006年火爆的股市，也让中国再次涌现了全民炒股的奇观。这或许都能说明，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已经何其强烈。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一夜暴富'之类的梦想，'一夜暴富'几乎都快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的一种普遍共识了。一位叫薛锋的观察家说，据我观察，'一夜暴富'几乎是当今中国社会里人人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普遍性梦想心理，只不过是随着人们的年龄、文化和经历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一夜暴富'心态强弱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至于其他方面也都是一样的。如今，一夜暴富真的成为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的共性心态，不仅过多地反映在一些个人的心理行为上，而且也还较多地折射在国内工商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界和企业老板的投资经营行为当中，使当前国内许多行业呈现出被一夜暴富的思想意识所左右的状况。比如，在过去几年的国内房地产市场上，之所以形成大面积的投资、投机成风，也就在于投资者无不希望自己一夜暴富。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恂诚认为，人们暴富情结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变动社会中人们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开。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虽然也在不断进行，但毕竟比较迟缓，一般要以代来计算，一个自耕农要成为一个大地主，没有几代人的积累是不行的。而在近代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混乱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极少数人可以很快地暴富。例如买办的暴富是令人瞠目的：火柴大王刘鸿生上世纪初当上开滦买办，一两年间就赚了80多万两银子。郑伯照任英美烟公司买办,家产多达数千万。徐润做房地产，没几年就赚了几百万两银子，而比起他同时代的上海房地产大王汪某来说，还算是小巫见大巫。

    一般人的心理能够承受别人的渐富，而不大能够承受别人的暴富、骤富，因而失去心理平衡，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当代中国也在转型，一些人利用先入优势或改革的某些不尽完善之处，迅速富裕起来，财富效应变成了暴富效应。

    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地引导和控制，这种暴富效应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拒绝暴富心态

    不久前，美国《财富》杂志披露，俄罗斯亿万富翁数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对此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39％的受调查者对俄罗斯有这么多亿万富翁感到耻辱，只有7％的受调查者对他们的亿万富翁感到自豪。

    同样是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产生的富人模式和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形态下产生富人的模式是不同的。有些人富起来是竞争过程中的自然积累模式，赚钱以滚雪球的形式越积越多。他们大多靠较多的人力资本、有经营头脑并善于把握机会。而转轨国家一些人致富模式就表现为一种急剧地暴富，这又有两种类型，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急剧私有化的俄罗斯是一种，那里出现了一批带血腥味的寡头。

    李茂生表示，原来我们计划经济所讲的共同富裕带有一种很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平均主义的总体模式下，人是不可能暴富的。过去那个时代，有极个别暴富的，靠发横财，但只要他的生活高出了一般人的水平，马上就会引起周围人的关注。因此在那样的游戏规则下，那样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是基本不可能暴富的。

    到了选择市场取向的改革时，与计划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制度法制跟不上时就容易出现暴富。李茂生说。

    他认为，现在社会普遍盛行渴望暴富的心态令人担忧。

    中国当前的暴富崇拜现象和潜动趋势愈演愈烈，如果没有一种良性向上的文化和政治疏导，将最终导致社会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并形成一系列的不安于能力现状、不踏实勤奋工作、不以奉献换取实现价值和回报的唯法律空隙是图，唯制度缺陷是图，唯侵吞社会公共财富是图的暴富拼命精神的形色各异的盲从群体。一位观察人士指出。

    一夜暴富的盛行也必然会形成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的盛行。一个人的成长、知识文化的获得与积累，必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必定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持续努力的结果。一旦人们发现富豪的财富不是通过努力和机遇得到，而是通过非法手段，那可能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仇富，进而把对权力、犯罪的恨转化到富人身上；二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实现富裕，比如接近权力、违法犯罪等，致使社会致富的正常渠道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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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的增长总是与社会财富创造的努力程度成正比的。假定社会财富增长是一定的，一夜暴富者或是可能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来掠夺他人财富，或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掠夺他人之财富，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行为完全扭曲。对财富创造的激励就会严重弱化，从而出现财富创造的逆向选择，社会财富的增长将越来越少。

    权力寻租下的暴富机会

    为什么这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会有这么多钱，这么快地富有？2005年年底，学者郎咸平收到一封EMAIL，举报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举报信指向上海新贵张荣坤。

    2002年2月，张荣坤在上海成立福禧投资,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截至2006年6月底，福禧投资号称总资产有136.22亿元人民币，扣除负债后，净资产达53.13亿元。

    在公司注册当月，福禧投资就顺利拿下了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资产总值35.5亿（2001年年检数据）。

    2003年，福禧投资再斥资约50亿元购得嘉金高速25年经营权。2004年,又以5.88亿元购得苏嘉杭高速公路30年收费经营权的20%股权。截至2005年6月底，福禧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超过200公里,在高速公路领域投资超100亿元，公路大王称号由此被叫响。

    我觉得很怪，一个本来不入流的小商人，短短时间内居然如此富有，能用几十个亿买下两条高速公路，而跻身2004年中国富豪前40位。郎咸平觉得不可思议。

    如今，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上海社保案发伊始，市场就一直流传，四年前福禧投资收购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经营权所支付的32亿元，来自上海社保基金。2006年10月，张荣坤成为因上海社保案被逮捕的第一人。

    从小商人到坐拥几十亿元的大富豪，张荣坤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崛起的。谁是张荣坤暴富神话的创造者？同案落马的一系列高官上海市前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小华或许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富豪们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这样的腐败，不靠办企业、不靠科学技术，也没有较长时间的原始积累，更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奋斗，只靠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资本运作而完成。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往往是掌握紧缺资源的那些人把手中的权力直接转化为资本，比如房地产中倒地皮是一种典型类型。社科院经济所博士李茂生说，北京地产界真正盖房子的公司，绝少有拿到一手土地的，那些从政府主管部门最先拿到地皮的人并不是房地产开发商，拿到一手土地后首先想的绝不是盖房子，他们只炒地皮，经过二传手三传手，将地价从最初每平方米几百元炒到每平方米几千元。真正盖房子的公司等拿到地盖房子时这块地皮已经倒了三四次了，此时的地价早已是原来地价的数倍甚至十几倍。

    在中国2002年度100名富豪中，竟然有40多人涉足地产业。而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

    国土资源属国家基本的和根本的资源，它的掌控使用从来属于国家、属于政府。因而新一轮的重大腐败案件往往是围绕着超大规模工程展开的，围绕城市的拆迁圈地和农村的专案圈地展开的。因为这种腐败操作方便，流程简单，最能赚钱，最能在短时间中使人暴富。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由于规则制定不完善，往往给有心人留下了大量暴富机会。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在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出现的权力资本腐败，与地产领域权力腐败如同双胞胎，同样玩儿的是权力者、金融家和投机冒险家之间的利益同盟游戏。据《财经》杂志报道，总资产738.05亿元鲁能集团，已经完成了惊险的一跃：在内部人严密运筹之下，职工退股已经基本完成，两家位于北京的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首大能源)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下称国源联合)--已获得鲁能集团91.6%的股份。鲁能集团股权的作价依据，为鲁能集团截至2005年底的账面净值，并且减去了鲁能集团向股东支付的2005年度现金红利。以此计算，两家公司收购总价格约为37.3亿元。

    以30多亿元收购了价值700多亿元的国有资产，有多少人又因此而一夜暴富了呢？

    据国资委公布的资料，中国经营性国有资产大约有10万亿元。在当局推出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后，一些有权人、有钱人即将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视作为唐僧肉，将它看作是腐败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腐败的最后一顿晚宴，千方百计损公肥私、中饱私囊。

    经济学界流传着一个说法，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一年就是365个亿。现在看来，这或许还是乐观的估计了。

    转轨之痛

    因为双轨制的背后是规则的不确定或者规则的不平等性，所以很多人可以利用其中的模糊地带和漏洞为自己赚取合法但不见得合理或者不违法但难为常人认同的财富

    自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中国已经与转轨经济结缘近30年。

    双轨制经济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到市场经济不得不经历的阶段。

    在中央政府宣布改革开放的国策后，没有足够的市场经济主体、社会财富积累不够以及市场经济经验的欠缺决定了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只能渐行渐进，虽然最终要脱离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又不可能须臾间一刀两断，而且改革开放在很长时间里政策将使初始动力；同样，虽然最终整个社会资源将主要由市场经济来进行配置，但市场经济体制却不可能瞬间可就，尤其是在其成长阶段，将更多依赖政府的引导和护佑。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双轨制其实也是从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因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的法律秩序的确立至少需要像市场经济的确立本身一样长的时间，政策很大程度上集要充当改革的推动者尤要充当改革秩序的维护者，形象地说，政策既是改革开放的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双轨制主导中国改革

    直到今天，改革开放显然是进行时，而仔细观察期间的各项政策，我们也都能发现双轨制经济的逻辑。

    例如特区经济。特区经济可以看作是双轨制经济的最初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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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5月成立的深圳特区及紧随其后成立的珠海、厦门、汕头等特区让中国政府意识到通过政策倾斜有利于搞活经济、发展城市。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对当时的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当时，不论是在特区还是开发区或是沿海开放城市，企业的设立和发展从政府拨款改由政府贷款，基本上都是以负债经营的方式开始市场化的探索，不从政策上加以扶持，就无法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环境，也无法给后来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刺激和范本。

    再例如土地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责任制最初在安徽、四川等地仅仅是改革试验，大约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土地承包责任制是和原有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制度是共存的。

    还有两税制。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所得税征收制度是不可能有根本的区别的。但是，中国为了吸引国外资本、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却以优惠外资企业的差异税作为长期的企业所得税制。

    还有，民营企业带着红帽子发展起来的经历以及国企改制，都是沿用了双轨制经济经济的路径。

    双轨制蕴藏暴富机会

    因为双轨制的背后是规则的不确定或者规则的不平等性，所以很多人就可以利用其中的模糊地带和漏洞为自己赚取合法但不见得合理或者不违法但难为常人认同的财富。

    例如，假外资就是一种合法但不合理的财富积累方式。

    所谓假外资企业，就是内资企业为了获得外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等政策优惠，借道开曼、毛里求斯等避税岛注册壳公司，然后该壳公司以外资名义运用收购等手段使资金回流。此时由于资金身份已由内资变为外资，所以可以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内外资企业有别的税收制度。参照现有的税收政策，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平均要比外资企业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根据有关统计，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帐面统计数字中有1/3左右实际上是这种回流的假外资。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一地，50多万家注册企业中约有近20万家与中国的私营企业有关。由此造成的税收每年少缴不下1000亿元。

    由这些数字，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意味着数以千亿计的偷逃税款一定成了某些人口袋中膨胀的财富，让他们从小富变成大富以至巨富。

    这些人的暴富背后显然是内外有别的现行税制，外资和内资在税收方面的差距就是他们谋取财富的空间和途径。

    而2004年起备受国人关注的全国性原罪和国资贱卖的大讨论，则可以纳入到不违法但为常人难以接受的财富积累框架。

    与两税制带来的致富机会相比，国企改革可能蕴含着更大的暴富可能性。

    有人戏称，国企改革是最后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饕餮大餐。虽然这句话有过激之处，但当真反映了一个事实，有些人暴富来自于对国企改制的参与。顾雏军、严介和、王德军、张海等人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异军突起无不和收购国企有关。最近坊间流传甚广的一个传闻是一些人正在谋求以几十亿的超低价格收购一家总资产几百亿的特大型电力企业。如果这一传言成为现实，当然又意味着一些人借着国企改制之名迅即致富。

    国企改制的难点在于：虽然有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鼓励经营不善的国企转变产权形式和经营方式，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但是，因为对国企改制的细节根本无法进行细致的规定，就产生了国企改制中的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

    坦率讲，从市场的逻辑出发，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国企的收购者从一个市场主体的角度出发，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低的价格来买一个物超所值的国企，做一笔赚钱的买卖。而国企之所以在很多案例中遭到贱卖，也不见得因为主管部门的官员腐败，更多的情况，根据一些研究结果，倒是因为参与谈判的主管官员或者国企的领导人不懂得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讨价还价、来估量被卖的企业。

    这种情况，该作何论处？我们相信，很多人之所以对国企改制意味着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判断持有不同看法，原因就在于此。相关当事人并没有私心，但却做了一桩在其他利益相关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赔本买卖。也许，国企贱卖的问题还是要从国企监管和相关主管官员、经理人等环节找问题，而不能归罪于国企改制。国企改制本身没有什么罪咎。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国企改制的机会，当然也包括了一些有事实根据的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形，的确摇身一变就成了许多人暴富的机会。

    人们很容易想到，对双轨制经济逻辑产生的许多不合理的暴富要用法律的方式进行规制？但是，客观来看，在大改革的背景下，寄望于法治也许在一定时间内还是只能停留于作为一种良好愿望的状态。原因很简单，改革还在继续，各种社会关系始终处于变动调整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不断发生着变化，这导致旨在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相关法律规范难以出台，出台之后由于和变化了的现实脱轨也难以落实，当然，更谈不上一套和谐共存、交互支持的法律体系的出现和存在。西方有法谚云，枪炮作响法无声，意思是说只有稳定的社会才能和法治追求形成良性循环，互为目的，互为依托，而稳定社会的标识是人们就社会的基本治理和基本价值取向能够达成基本一致。对医疗卫生体制、教育改革、国企改革乃至于改革路径本身的全国性争议，说明整个社会就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达成共识还需要时间。无论从微观的法律支撑层面，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宏观层面，法治均无法在短期内一蹴而就。

    从这个意义上，有关双轨制经济带来的暴富奇迹还将持续，对于暴富背后的不公正、不合理，我们只能寄望于一些相关人士的道德自觉，不知道这是否是改革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

    命运迥异的资本神话

    中国的资本运作除了为上市融资这样冠冕堂皇、光彩四射的字眼笼罩外，也有可能随时会背负着非法集资、欺诈投资者的罪名

    有人说，资本市场是打造中国富翁的梦工厂。

    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确切地说，资本市场对那些做着发财梦的人来讲，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资本市场对中国人而言，不是像我们一般人理解的那样，仅仅与股票、期货、债券联系在一起，它还与地下热钱有着一种没有名分的紧密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中国的资本运作除了为上市融资这样冠冕堂皇、光彩四射的字眼笼罩外，也有可能随时会背负着非法集资、欺诈投资者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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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首富资本造

    也许没有人能否认，对百度的董事会主席兼CEO李彦宏来讲，2年前的8月6日，可能是他这一生最难忘的一天。

    百度在纳斯达克的首秀如此美妙，一夜之间，百度的市值达到39.8亿美元，李彦宏本人的身家增至9亿美元，他的另外6名同事和200名员工则分成为亿万富翁或者千万富翁。而在此前的2004年，百度收入还不过1340万美元。即便是2005年第一季度，其收入不过520万美元。

    资本市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2001年到2003年，不到两年时间，借助资本市场，网易老板丁磊的身价从20亿人民币涨至91亿亿元人民币，成为内地2003年的首富；2005年，盛大上市，陈天桥财富一夜增加10亿元，飙升为内地2005年首富；2006年，尚德太阳能上市，施正荣以14.552亿美元身家成为内地首富。

    资本市场的财富凝聚力让人难以想象。2000年一年，资本市场就新产生48位富翁，而2006年胡润百富榜的500位资产最少也有8亿元人民币的亿万富豪，每个人的生意几乎都和资本市场有联系。一只新股票的诞生，往往不仅意味着这只股票背后的企业和企业家可以盆满钵满，路演公司、券商和部分投资人也都可以大赚一笔。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国内大约85%的公司在上市后股价在短期内会攀升一倍以上。他估计，境内外而且，在资本市场上，受益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庞大。

    女基督山伯爵梦碎地下资本

    和许多公司风光的的资本市场战绩相比，一个神话来得快去得也快，并且结局有些凄凉。被视为女基督山伯爵的吴英，从高度亮相到前不久被宣布逮捕，时间连半年都没有。对于吴英的暴富，传言纷多，有人说她因为结识了海外军阀，获得大笔遗产；也有的说她不过是海外洗钱的一个工具；等等。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在看待这一现象的时候，只能从她涉嫌的罪名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说起。

    吴英借有大量的高利贷，有的高达1毛3，低的则是6、7分，有人这样表述吴英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高利贷的利率高于银行几十倍无疑众多借款人借款给吴英的直接动机，但是，这一现象的背后也许有更重要的隐喻：那就是地下资本市场的活跃。

    在温州，拥有几十万元现金的家庭比比皆是，而大部分家庭没有和银行打交道的习惯。这些资金正以温州独有的方式，在民间金融体系里流动。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的这番分析说明了一个道理：地下热钱滚滚，不知何去何从。山西、陕西、浙江等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对小额信贷银行的探索以及各地民间金融活动的活跃都证明了这一点。

    怪不得与吴英案相似的案例在最近是频频曝光了，在吴英案前后，涉案金额有数亿之巨的还有辽宁营口东华集团非法集资案、北京市赵鹏云非法集资案，等等。非法集资案之所以发生的概率如此之高，反向说明了人们对闲散资金使用的困惑和担忧。

    对金融监管者来讲，需要对这几近万亿的地下资本给与更多地关注，毕竟，我们鼓励资本市场给那些神通广大的人易发财致富的通途，而不是先让他们钻空子再将他们送进牢狱。

    新经济推动财富雪球

    新型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为无数有眼光的企业家带来了无尽的商机。利用新型行业及技术的领头优势，他们的个人财富也迅速积累

    在高科技产业方兴未艾的今天，一个又一个新兴的高科技行业就像富豪温床，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超级富豪。从财富积累时间上看，此类富豪似乎最符合暴富的概念，往往一夜之间成就亿万身价。

    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性标志。一夜之间，百度造就了7位亿万富翁、超过200位千万富翁以及为数更多的百万富翁，成为万众瞩目的财富神话。

    90年代末，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当时的李彦宏身在美国硅谷，每天看到商战无数，联想到信息经济的发展速度，他也要参战。当时在美国，一批搜索引擎公司已崛起，看到国内在此行业的空白，李彦宏找到了搜索引擎的出路。

    2000年初，已经在美国学习、工作8年的李彦宏放弃了在美国的高薪职位，和伙伴徐勇携风险投资回国创业。2000年1月，专门做搜索业务的百度诞生在北京中关村；一年后就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技术公司；2003年，百度开始全面盈利；2005年成功上市，创造了纳斯达克的飙升神话，成为2005年全球资本市场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上市公司。

    作为新兴经济类型之一的互联网经济造就了无数个亿万富翁，李彦宏就是其中之一。从百度成立到百度在美国上市，短短5年时间，李彦宏的个人财富已接近10亿美元。

    与李彦宏同样看好新经济的暴富者是无锡尚德的施正荣。许多人对太阳能光伏产业不是很了解，有人甚至认为尚德就是生产太阳能热水器的，但尚德并不生产热水器，他的主要产品是太阳能电池。凭借技术优势，海归创业的施正荣几乎白手起家，创造了短短4年内从技术员到超级富豪的奇迹。

    施正荣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1992年获得太阳能科学博士学位，留校任太阳能研究中心研究员；1995年筹建太平洋太阳能研究中心，任执行技术董事。

    2000年，施正荣看准世界范围内光伏产业即将高速发展的大势，开始考虑回国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从当年4月份起，施正荣先后走访了国内的一些城市，希望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成立一家上规模的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2001年，在无锡市政府的积极协调下，无锡尚德正式成立。

    新经济的迅速繁荣特点给施正荣发展自己的事业提供了完善的舞台，企业发展之时正遇到德国政府出台《再生能源法》，帮助他的企业扩大了国际市场。2005年无锡尚德的上市带动了整个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一批企业迅速成长。在中国的企业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企业能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的产品推向了世界光伏产业的最前沿，把中国的能源产业优势提前了整整50年。

    目前，无锡尚德在全球产能排第三位，但是市值50亿美元却排在第一位。2006年7月，尚德电力与全球十大硅材料供应商之一的美国MEMC公司签订了为期十年、价值6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8月份在美国设立子公司，同期以3亿美元的价格全资收购了日本最大的光伏元器件公司M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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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2006年石油价格的狂涨之后，人们对于新能源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太阳能作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替代能源的价值亦体现得淋漓尽致。施正荣的价值更是已经超越了资产的范畴。

    从回国创业到成为新一代中国富豪，施正荣仅用了4年时间。从2001年携200万美元回国创业，到2005年尚德在美国上市时，施正荣的身价已高达20亿美元，进入中国百富榜前五位，财富增长的速度令人咋舌。

    速度，是新经济产业的发展特点，也是新经济产业弄潮者们财富增长的特点。此类暴富者普遍具有高学历、多半为海归派。他们有资金、有技术、有眼光、有国外的学习和工作经验，回到国内创业，往往如鱼得水。

    蔡定剑：权钱交易是最大问题

    在转型时期，因为资源的配置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权钱交易的现象极容易发生，因此要特别警惕在整个社会越来越关注财富积累、越来越把财富视为一个人成功、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审视这个暴富时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先生一直致力于社会公正问题以及宪法学行政法学的研究，在接受《法人》专访的时候，他坦率交换了自己对暴富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且指出了其中的症结和解决之道。

    暴富和资本相关

    《法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共有三次暴富浪潮，在这三次暴富浪潮中，有人靠着对新经济的参与成为富豪榜的红人，有人靠着对营销渠道的控制成为市场权威，有人靠着在资本市场的摸爬滚打一夜身价涨至几十倍、上百倍，还有的人则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和黑色地带靠着和行政权力的紧密关系傲视其他公路暴富诸侯。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暴富现象？

    蔡定剑：我想暴富是和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资本难以成就暴富。从国际经验来看，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资本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财富的积累主要依赖于生产性经营活动的利润、对有形资源的控制以及新技术，因此，暴富出现的机率很低，都集中在对矿藏资源、技术以及类似贩奴、贩毒的非法交易方面。但是，等市场经济发展成熟之后，由于资本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衡量手段、市场流通手段和交易手段，它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资本不仅贡献了更丰富的暴富手段，而且促使暴富以更让人家惊讶的速度向前发展。现在我们熟知的很多大富豪，例如索罗斯、盖茨，等等，之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积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和资本市场有很大的关系。

    在选择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这种逻辑同样适用，譬如，我国。不过，由于诸多转型国家缺少市场经济积累，所以可能集聚了市场经济所有的暴富手段，也就是说，有资本的因素，也有以上提到的非资本因素。

    《法人》：从您刚才的谈话可以看出，和中国同属转型国家的东欧国家和原苏联的成员国存在的暴富现象和我国的暴富现象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和他们之间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蔡定剑：我想重点讲一下这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转型给中国的借鉴性。目前来看，我们国家和这些国家的暴富现象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就是转型大环境有所不同，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平稳、可控的状态，属于渐进性地转型。不过，俄罗斯转型期间一夜之间出现大量寡头的事情值得深思。

    权钱交易暴富都是违法的

    《法人》：俄罗斯转型有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件事情呢？

    蔡定剑：俄罗斯寡头出现的背后是官员与商人之间的交易。国家要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要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政府控制的大量资源要换由市场来进行配置，这也意味着这些资源要移交给市场主体。这时候，谁会来成为承接这些资源的主体呢？不会是官员，也不可能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而是那些和官员有着密切交情甚至利益往来的人。俄罗斯的很多寡头和俄罗斯原来的政要有着各种各样的渊源。

    中国和俄罗斯不一样，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应该看到，在我们选择市场经济之后，政府控制的很多资源，类似于土地、行政许可、政府工程、各种形式的指标和招标，都开始不同程度地要参与到市场交易中。权力和商人之间如果走得过近，就会产生和俄罗斯相近的情形。很多报道中也指出，有些商人，例如那些煤老板，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依赖和官员之间形成的利益链条来迅速致富的。

    《法人》：在中国暴富者所有的致富方式中，权钱交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蔡定剑：我认为这是最致命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

    暴富有非法、合法之分，有正当、不正当之分。

    由于中国处于转型期，相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显得滞后的法律可能无法规制所有的财富积累。当一些致富方式处于法律无规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不好说它们是违法还是合法，只好根据法律精神、法律原则以正当、不正当来评价它们。

    权钱交易，也就是商人通过贿赂官员的方式或者官员与商人互相勾结各取所需，即使法律没有规定，也都是违法的。在转型时期，因为资源的配置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权钱交易的现象极容易发生，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

    违法判定要讲情理

    《法人》:但是，也存在这种情况，虽然一些致富方式违法，但是并不违背法律精神、法律原则，例如孙大午案件，这种情况下，用非法、合法来衡量这种财富积累现象，似乎并不能让人信服。

    蔡定剑：我曾经关注过这个案件。在我国的转型时期，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会出现法律规定过时的问题。有些行为可能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但是却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相吻合。这时候，可以对这些法律进行扩张性解释。譬如孙大午案，虽然有规定非法集资罪的法律条文，在解释非法集资罪的时候，我们却可以看当事人是否处于正当的动机，是否对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造成了不利的后果。像孙大午这样勤劳致富的人，我个人如果是一个法官，会对非法集资罪进行扩张性解释判他无罪。

    除非法律严格规定了非此即彼，否则，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扩张性法律解释来解决经济领域一些法律规定过时的问题。

    《法人》:也就是说，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其实也是讲究情理的。

    蔡定剑：是的。作为一个研究法律的人，虽然我认为有法律就要遵守，例如，我很反对前两年河北省委出的不追究原罪的所谓1号文件，有些企业或者商人实施某些行为时就是违反了当时的法律规定，怎么能够不追究责任？但是，我同样认为，在很多时候，法律的执行层面还是为考虑情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也是法律精神、法律原则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类似传销、个人集资这样的对社会、对他人没有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除非法律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不能随意认为违法。我们私下里尚可以存在借贷行为，一个人只不过借了许多个人的钱，又自愿多给一些利息，而且借来的钱都用来进行了合法的经营活动，借的钱也都本息如数按时奉还，你怎么能说违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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