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马恶意欠债20亿获重罪，债主债难讨

    “普马的案子我知道判了，可是我几乎没有精力再去过问这件事了。”北京好望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郭绍庆在电话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普马欠我们的210万在两年半以前就已经判决我们胜诉，但我们至今也没拿回来一分钱。”

    郭绍庆称，此次普马案判得非常重，这表明了国家整顿市场秩序的决心。但他个人认为，对于供应商而言，欠款要回来的希望也更加渺茫了。“20个亿的债务，没收的财产就是经过拍卖也不过2000万，除去偿还普马职工的工资和各种保险，其余的还剩多少呢？”

    这种困惑无助的情绪也笼罩着其他因普马公司崩盘而受损的供应商。一位供应商甚至表示，即使普马高管被判死刑，供货商所遭受的损失目前也是没有办法追回的。“赔偿没有希望，也许只能用这种高调宣判来安抚供应商的情绪了。”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供应商无奈地说。

    普马高管一审获重刑

    在零售业内造成巨大影响的“北京普马超市9高管涉嫌合同诈骗和抽逃资金案”（下称“普马案”）3月20日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除已经出逃海外的普马中国董事长刘五一之外，原北京普马8位高管均获刑罚。其中原普马中国企业首席运营官、联合总裁吴卫东获刑最高，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至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不过，此次判决并未涉及供应商的赔偿问题。而普马因资金链紧绷引发全国性的挤兑风潮，直至2005年全面崩盘时，普马系共拖欠全国供应商货款20多亿。

    对于判决结果，吴卫东等原普马8位高管都大呼冤枉，辩称自己不该背此罪名。他们认为，责任应该由幕后老板刘五一承担。

    获刑最高的吴卫东向媒体抱怨判得太重，声称自己只是打工的，他这个所谓联合总裁其实只起到上传下达、抵挡讨债的作用，因为当时讨债的人太多，公司老总刘五一根本不能在办公室露面。2005年8月底，他便从普马辞职。

    该案另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其当事人在普马中起到的作用不过是签字而已，财务决策权都在刘五一手里，“我的当事人的签字都是受刘五一的指令，而且，即便没有他的签字，涉案资金也照样会调拨出去。”

    “对于判决结果，我不便发表评论，但肯定是要上诉的，详情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吴卫东的辩护律师、北京市众睿律师事务所耿一林律师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盘活门店仍是唯一选择？

    普马案宣判以来，一直在普马维权案中冲在第一线的山西省代理商联合会会长樊晓军的电话就几乎没有断过。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仅供应商们在和他探讨胜诉以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各家媒体也几乎快把他的电话打爆了。

    对于普马案的宣判，樊晓军表示，他听到判决结果的第一反应是欢欣鼓舞，感谢政府为零供市场立了规矩，而这规矩早该立了。

    现在，他和供应商们一样翘首期待案件进入下一个程序，即在普马破产拍卖以后，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广大供应商的利益，在偿还普马员工欠款以后，考虑按比例偿还供应商的欠款。

    樊晓军还告诉记者，普马供应商的代理律师已经在美国成功起诉身在当地的刘五一。“连赖昌星、高山都有引渡回国的可能，我们当然希望刘五一也能够被引渡回来。”他说，“这是我们广大供应商的希望，或许也是获罪高管家属们的希望。”

    事实上，早在2005年元月普马全线崩盘后不久，一些损失惨重的供应商就开始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自救行动”。2005年4月，一些激进的供应商预料到不会很容易追回货款，就自己组织了一套管理班子，准备接手普马继续经营。但“自救行动”当天就被有关部门制止了。“他们说这是违法行为，因为普马案已经属于刑事案件了。”一位当时参与“自救”的供应商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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