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会议”召开看中国的能人经济

    “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上领导岗位
 
    经过反复激烈的争论，红军终于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西进贵州。并于1935年1月7日拿下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15日，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召开。
 
    会议结果是：
 
    毛泽东同志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是他的主要助手；
 
    遵义会议并对中国共产党军事经验教训做了总结。
 
……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使党和红军的“军事
 
    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在革命的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更重要的是，她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1、“遵义会议”让毛泽东重新领导红军 
 
    “遵义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主席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他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实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已使他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
 
    毛主席获得了决定全党全军最重大行动的权力，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由实际上和尔后到形式上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中国工农红军自此有了一个坚强而正确的军事领导集体，这对于红军顺利地跳出敌人包围圈、取得长征的最后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2、“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遵义会议”对红军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问题进行了对比。高度赞扬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进攻防御路线”，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单纯防御路线。”
 
    前四次反“围剿”的策略是：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和博古采取了与毛泽东相反的作战方针。在“保卫红都大门广昌”的口号下，依靠“红色堡垒”，进行“短促突击”，一场又一场地进行阵地防御战，每场战斗中，红军都要损失2000-3000人。最终导致失败。
 
    3、“遵义会议”，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促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一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地稳固——从一九三五年初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
 
    “遵义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就决定和影响了此后的整个中国革命的命运。
 
    中国经济的特色之一：能人经济
 
    中国市场有一条规律，如果说个人创业的第一个阶段是从0到100万元，在完成100万元的积累之后，从100万到1000万只是一个量的积累，这个时期只要依靠老板个人的能力就可以完成；从1000万元到10个亿是企业创业的关键阶段，这个时期如果不能完成从个人创业到企业群体创业的过渡，企业就很难跨越这个门槛。
 
    因此，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做大之前，企业老板是最关键的。
 
    企业老板一定要是能人
 
    海尔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级品牌，因为它有张瑞敏；娃哈哈为什么能成功，因为它有宗庆后；联想为什么能成功，因为它有柳传志；万科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地产第一品牌，因为它有王石......
 
中国绝大部分的成功企业，其成功的核心因素都是拥有一个卓越的领导人，在企业发展历史的关键时刻，“英雄”的力量是巨大的，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特色之一：“能人经济”。
 
    西方人崇尚分权，崇尚精确，所以西方的管理制度讲究规范、明确，层级分明。哪个职位该干什么，一目了然。而且企业讲民主，CEO很少专制的。
 
    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的企业，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强势的领导或创始人，这样的企业多半走不长远。权威管理在中国反而行得通，不集权还不行。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文化积淀里有“权威崇尚、权威取向”。
 
    在创业初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企业领导人的人格力。这个阶段主要依靠企业领导者的人格力来发展，以家族作坊为主要形式，管理松散，机制单一，一人管理、决策并执行，企业员工没有过分的要求，在企业主个人魅力的影响下基本保持同心、同利状态。
 
    企业创业初期，忌分权，重集权；忌民主，重集中；忌一山容二虎，重一山一虎；忌领导者无能，重领导者英明……
 
    中国经济呼唤能人，企业老板也必须是能人，否则企业就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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