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汽车的历史

　　开疆拓土的杜兰特时代

　　作为一个成功的马车商人，通用汽车公司创始人威廉·杜兰特，通过采用高产能、后向一体化的运作模式在马车市场上挖到了第一桶金。1904年，杜兰特预见到汽车市场的发展
 
　　潜力，果断地收购了当时濒临破产的别克汽车公司。1908年，在经过四年的经营运作后，杜兰特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巧的是，正是在同一年，当时市场上占据第二把交椅的亨利·福特在他那著名的红河工厂中生产出了第一辆T型车，而这一车型日后为他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杜兰特与老福特是汽车工业的两位巨子，他们二位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愿景、勇气、想象力和远见，都分别创建了庞大而持久的企业，但他们各自的组织方式却截然相反：福特是一个极端的集权主义者，而杜兰特则是一个极端的分权主义者。在产品和进入市场方式等方面，他们也泾渭分明。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经营哲学，在汽车工业发展史上，这两种哲学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较量，起初是福特的利用流水线方式大规模生产低价车型的哲学占据了上风，并保持绝对优势地位长达19年之久，人们通常把这个时代称为T型车时代。T型车的成功给福特带来了不朽的声誉，但福兮祸所倚，他多年固执于自己的大规模低价策略，自满于T型车的辉煌而无视市场需求的变化，终于在通用汽车重整旗鼓创新地运用杜兰特的哲学，推出丰富的产品线和年度车型等种种新举措时开始节节败退。1927年，老福特在失利的情况下宣布停工，在环境所迫下对红河工厂的生产线进行重整。至此，他的效用至上的静态车型理念被时代所抛弃。

　　与老福特所不同的是，杜兰特的兴趣在于通过产品线的延伸与整合而进行合并。他希望组建一个覆盖汽车市场各个领域、囊括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全部环节的制造巨人，以便于在生产方式上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汽车生产商。那些生产商主要依靠零件制造商提供的零件来组装汽车，而杜兰特则倾向于由自身控制的企业来实现集团的内部制造。杜兰特的理念是如此地超前，以至于在他其后与福特的市场交锋中，只能望其项背。而在他1920年彻底离开通用汽车公司时，福特主义仍然在大行其道。

　　杜兰特是个乐观主义者，他一直在不断地实践着自己的经营哲学。1908年，在别克车取得快速的成功后，杜兰特的信心大增，益发确信未来的汽车市场具有深厚的潜力。他预测到汽车生产、销售设备和人员都会有巨大的扩张，而获得大量必需资源的最迅速也可能是最省钱的办法就是将现有的一批汽车生产厂商联合在一起。

　　出于这种想法，1908年9月16日，杜兰特在别克汽车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了一家控股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杜兰特采取以通用公司股票交换收购公司股票等方式分别取得了别克、奥兹、凯迪拉克、奥克兰及其他6家汽车公司、3家卡车公司和10家零部件公司的控股权或相当比例的股份。这些企业多数都保留了它们原来的法人资格和独立运作的实体，杜兰特以通用汽车作为控股公司，通过股票交易来保持这些独立的卫星公司始终能够围绕着通用汽车这个中央组织。

　　在通用汽车公司合并过程中，杜兰特一直采用他在别克公司和四轮马车公司行之有效的大批量和垂直一体化的战略。在大肆扩张的进程中，杜兰特一直对形势非常乐观，并没有考虑到需求会发生变化，根本没有建立现金储备，也未曾尝试去收集有关产量和需求的信息以对生产进行必要的调整。结果好景不长，在1910年美国国内微弱的经济衰退时通用汽车陷入财务危机，杜兰特因此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之后，由投资银行集团向通用汽车注入了一笔资金，并以股权委托的形式取得了公司的运营权。从1910年到1915年的五年中，银行集团撤换了公司总裁并以稳健的方式高效地管理着通用汽车。

　　野心勃勃的杜兰特并没有气馁，他通过对雪佛兰的控制， 以换购股票的方式最终于1916年重新取得了对通用汽车的控制权。同年，杜兰特将通用汽车公司更改为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原来的雪佛兰汽车制造子公司则成为运营事业部，而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也相应地成为运营性的公司。为了寻求巨额的资金支持，杜兰特先生求助于杜邦集团，最终，杜邦公司的代表接管了通用汽车的财务部门。

　　1918年到1920年间，杜兰特先生带领通用汽车经历了一场庞大的业务扩张，包括对雪佛兰、谢里丹汽车公司、费雪车身的收购，还有拖拉机和电冰箱业务，组建了加拿大通用汽车和通用汽车承兑公司，并且收购了代顿公司，另外还组建了联合汽车公司为通用汽车提供零部件和各种附件。

　　杜兰特的努力使得通用汽车具备了多元化经营业务的形态，历史证明他是个具备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但他却不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他才气四溢、勇敢无畏，却又表现得鲁莽行事。斯隆在其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中回忆杜兰特是一个“有着伟大缺陷的伟大的人—他善于创造，却不善于管理，他能够因自己独到的见地而创建通用汽车，却未能带领通用汽车起飞。”

　　他构建了通用汽车的架构，但在组织管理上却无法科学地控制各个独立运作的事业部。到了1919年末1920年初，危害开始显现，通用汽车的各个事业部都发生了预算超支的情况。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各事业部对可用资金过度竞争，同时公司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使得资金的分配有据可依，于是迫切需要对拨款程序进行管理控制。和资金运用超额的情形相同，库存开始大量积压，严重影响公司的运营。而在各项支出持续上升的同时，汽车市场的需求却在1920年6月的短暂上升后开始下滑，与之相伴的则是公司股价的下跌，从而导致通用汽车不得不关闭大多数的工厂来被动地应付。在这些状况下，杜兰特先生无力控制局面 ，只好于1920年11月30日被迫辞去了通用汽车的总裁职位。之后，由皮埃尔·杜邦接替他成为公司新的总裁。

　　杜兰特从通用汽车公司的舞台上正式地谢幕了。杜兰特时代里，通用汽车大肆地进行着开疆拓土，但在这个不断膨胀的帝国中早已是危机四伏。1920年末的通用汽车公司正处于内外交困中，公司的生存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斯隆的组织变革

　　综观美国的企业史，杜邦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是最早采用联邦分权制的两家企业，但二者却是基于不同的背景下独立产生的。联邦分权制在国内又被称为事业部制,最初是由皮埃尔·杜邦于1920年提出的。当时他正在改组由杜邦家族拥有的杜邦公司，杜邦公司原来是职能制的结构，由于业务的不断膨胀与扩张，原有的结构已不能适应，但那时进行整改的方案还是很粗略的。不久以后，也就是1920年的年底，杜邦接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这时通用汽车正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发现当时任常务副总经理的艾尔弗雷德·斯隆也提出了联邦分权制的想法，而且比杜邦公司的更为完善。斯隆的“集中政策控制下的分权经营”于1921—1922年在通用汽车开始实行，并因此成为了分权的一种原型。此后的许多企业纷纷加以模仿和改进。鉴于此，也有人将企业组织管理的联邦分权制称为斯隆模型。

　　虽然杜邦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都分别采用了分权管理的原则，但是他们的发展路径却大相径庭。杜邦公司是从早年间美国公司常见的集权管理模式逐步演变为分权管理模式的，而通用汽车则是在成立之初就采用了分权管理模式。杜邦在实行分权时是基于集权背景的，当公司规模不断扩张时，繁杂的协调业务量极大地加重了职能部和中央办事处的管理负荷，因而公司总部不得不考虑将高度集权的职能部门化结构改变成一个“分权的”多事业部结构。正如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一书中所指出的，杜邦最主要的成就是创建了新的事业部；而与杜邦截然不同的是，通用汽车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司的总部。

　　创始人杜兰特将通用汽车定位成一个控股公司，他通过大量兼并和收购的方式进行着业务扩张，并通过股权交易来对下属的各个子公司的经营进行控制，但这种控制是非常松散的管理。当公司规模迅速扩张时，子公司们形成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由于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通用汽车的资金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这时集团内部的各路诸侯也开始为保全自身的利益而彼此互相倾轧，致使总公司的财务经营陷入混乱之中。

　　在1920年末，美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通用汽车面临着外部经济衰退和内部管理危机并存的困境。汽车市场几乎完全消失，公司的收入寥寥无几。大多数工厂被迫关掉，由于市场萎缩被迫负担着大量的库存，现金极度匮乏。由于没法掌握准确的信息，公司无论在财务还是运营方面都缺乏控制。内忧外患之下，公司陷入了恶性循环，公司的局面开始出现失控，改组成了通用汽车迫在眉睫的任务。时任通用汽车常务副总裁的斯隆受命于危难之时，在杜邦的支持下开始对公司进行全面的组织管理变革。

　　斯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他原为海厄特轴承公司的总裁，是在1918年加盟通用汽车公司的。当时杜兰特对包括海厄特在内的四家零部件供应商进行合并，组建了联合汽车公司。斯隆因此进入通用汽车，时任联合汽车公司总裁，同时兼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董事会董事等职。由于对内部管理事务混乱的不满意，早在1919年末1920年初，斯隆就开始精心构思《组织研究》，希望能针对公司扩张带来的具体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他提出了一项组织调整计划旨在弥补当前运营组织的缺陷。这个计划提交给了杜兰特先生，但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随着杜兰特先生的辞职，杜邦先生接任公司总裁，他所面对的通用汽车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管理问题。值此多事之秋，他开始对公司进行重新改组，先是成立了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负担运营政策的制定，也承担了一部分管理工作。斯隆是杜邦组建的执行委员会四个成员之一，他向杜邦正式提交了《组织研究》，并得到了杜邦的认可和支持，这使斯隆拥有充分的空间去施展其杰出的管理才华。

　　杜兰特的管理是非常粗放的，他随心所欲而缺乏严谨，还经常会因人设岗，组织管理散漫而缺乏效率。而斯隆所信奉的理念与他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来，企业是个技术—经济组织，是一个可以进行严密分析和设计的系统。斯隆明确提出公司中新的行政班子需要一种高度理性而客观的运营模式。他认为应该在公司广泛的运营领域建立起行政指挥线，协调好各事业部的关系。

　　在斯隆1920年的《组织研究》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这也就形成了斯隆模型的雏形。简而言之，斯隆的组织模型就是在政策上统一而在管理上分权。它的基础是两条原则，一是要充分授权，二是要适度集中，即基于协调控制的分权管理原则。斯隆将这一概念与适度的财务激励手段相结合，就构成了斯隆时代通用汽车企业组织政策的基石。为了将“集中政策控制下的分权经营”的理念付诸行动，斯隆又非常详细地提出了几个应达到的目标：

　　(1) 明确清晰地定义各个下属事业部的职能；

　　(2) 明确总部的职能；

　　(3) 集中执行权到总裁以及公司首席执行官手中。将制定决策与执行决策的职责进行明确的区分；

　　(4) 保证总裁合理的管理幅度。使总裁能够有精力把握公司的总体政策而不是陷入事务性工作之中；

　　(5) 事业部间建立横向的建言渠道。

　　从以上可以看到，斯隆在《组织研究》中明确定义了公司各个事业部的职能，他所界定的不仅仅是各个事业部之间的职能，也包括事业部与集团公司总部之间的职能。这样可以让原来各自独立的、如散沙般各自为政的事业部能在享有一定业务经营权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自己的主动能动性，同时又能使它们彼此之间建立一种协同效应，在集团层面实现“1+1>2”，充分发挥整体作战的优势。集团公司内部不应该是“个体户的集中营”，而应该构成一个能够有效进行分工与协同的整体。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斯隆从1921年开始逐步开始推进改革，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保证核心理念的成功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组织结构设计

　　为使通用汽车所拥有的大量工业资源得到有效管理，斯隆提出了具体的组织结构的设计方案(如图1)，他提出公司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当进行明确区分，并因此细化了二者在整个组织结构中的位置。

　　首先他承认了通用汽车旗下的事业部都是独立的运营实体，可以保留完整的设计、生产、销售等职能。各事业部的总经理应该被赋予充分的业务经营执行权。这一点与杜兰特之前的分权式作法是一致的。

　　其次，为了保证整个公司合理发展和适度控制，斯隆把组织调整的重点放在了强化总部政策制定职能的方面。通用汽车公司政策制定的核心权力机构是执行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它们主要负责公司重大运营决策和财务政策的制定，同时也承担一些管理工作。其中，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范围主要在总体产品和价格政策的制定。按照职责规定，它应该从政策和调节各事业部间产品质量的角度从整体上处理各事业部间的产品线划分问题，从而避免不同事业部间的产品冲突。此外，它还应该精心设计好产品政策并向下属各事业部进行清楚的阐释，帮助他们提高产品的质量。但为了保证事业部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公司也明确规定执行委员会不应对事业部车型的机械设计发表意见，而由各事业部自主完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执委会的成员中不包括事业部总经理，这样做是为了使集团的决策能够保持公正和客观。

　　另外，为了保证决策的质量，公司在总部层面还成立了专门的运行部门和顾问部门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所需的信息和专业技能。

　　1923年，杜邦卸任。众望所归中，斯隆执掌了帅印。他继续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其中包括对总部与分部的职责进行了微调。另外，出于节约成本等方面的考虑，斯隆决定将各事业部中一些共有的职能进行集中，为此他先后在集团公司层面成立了统一的采购、广告销售等专业委员会。

　　1925年后，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体系经过多年变革后已渐臻完善，形成了如下的管理结构：

　　* 执行委员会位于运营机构金字塔的顶端，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同时对公司运营方面拥有至高的权力；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总裁，拥有执行政策所需的全部权力；

　　* 各事业部享有一定的独立运营权；

　　* 运营委员会负责提供政策建议并对各事业部进行评估；它的成员中包括了各事业部总经理在内；

　　* 事业部间委员会围绕协调问题对采购、工程设计、销售等领域给出评价手段和结果。

　　在此之后，虽然通用汽车的运行机制仍在不断完善中，但万变不离其宗，斯隆的核心理念始终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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