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十大精英男士——谢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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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话，对的要比错的多

谢国忠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乙酉纪事]没有唏嘘的胡茬，却有着忧郁的眼神，并用这眼神来预见未来。这位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更像是预言家。亚洲金融危机、香港房地产、中国经济......三次预言名扬四海并一一验证。言惊人，行更甚。他以卖掉自己在上海的房子来证明地产热已经到了降温的前夜，并提醒同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文/张俊峰 图/吴晓东/EyePress

2004年10月18日，上海楼市如日中天时，媒体刊登了谢国忠的一份题为 《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 的报告，这在中国的房地产领域掀起了滔天巨澜。

地产商和众多经济学者群起质疑，来势可谓凶猛。地产巨头潘石屹的表态还算比较客气，他只是淡淡地来了句：“我不喜欢谢先生像上帝一样的表达方式。”相形之下，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言论就显得“战斗味”十足，他说：国外经济学家宣扬中国房地产价格充满泡沫或市场即将崩溃是别有用心，其中潜藏着巨大的阴谋。

作为摩根士丹利经济分析师的谢国忠一时势单力孤。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正确，2004年年底，谢国忠卖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而那时，上海楼市还在继续飙升。后来的一些带着善意的报道中，说谢国忠那时候是孤独的，但他的那篇报告的正确与否，在今年得到了验证。

真理又一次掌握在了少数人手中。

“房地产是大事”

“我不喜欢在国内有争议的地方掺合太多。但房地产是大事，一倒许多地方会跟着倒。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影响一般人不可想象。1989年我暑假实习，在日本东京麦肯锡工作，那时全世界都在唱好日本。但泡沫破灭后就是十五年经济萧条，很惨痛。”而之所以选择在2004年去捅这个泡沫，“我希望中国政府领导人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摩根士丹利香港公司见面时，隔着落地玻璃墙，已看到这个“孤独”的人正戴着耳机用网络和人交谈。谢国忠的头发有点自然卷，乱乱的，但脸颊修得很干净，个头并不矮。在办公室外面拍照，一个外国同事走过时，对他笑着眨眨眼：“Movie star again?”。

开玩笑地问他，曾经被那么多大人物围攻，手提电话还随时能拨通，难道不怕被人打电话过来问候？谢国忠有些保留地笑着回避话题：“我们这个行业难免争论，争论要靠手上的材料，在材料不全的情况下，感性成分就会大。我是做这样工作的人，要为基金经理服务，基金经理们掌握着4000亿美金，我的预测和报告必须对他们有价值。他们每个季度都要给我打分，如果我的评估和预测不合适，基金经理们的反应就不好，我就会失去工作。我说的话，对的要比错的多，别人听我的话才有价值。”

他对自己预测的信心始终来自于市场的客观性。香港和海外的经济活动和中国大陆不太一样，市场每天都在起起落落，一个经济分析师的预测对不对，马上就能在市场上证明。但在中国大陆，经济活动主要依赖政府行为。言下之意，人为主观因素，给经济预测的准确与否带来了干扰。

去年房地产泡沫的论争中，几近于千夫所指，特别是“阴谋论”，更能致人于死地。谢国忠身材不矮但也不见得强壮，但“抗摔打能力”似乎还挺好。

对于“阴谋论”的指责，谢国忠也有一套澄清。“摩根士丹利是一家中介公司。我的薪水和基金经理那边是相互独立的，他们的工作和我没关系。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两边有利益上的联系和勾结，我那么做是要坐牢的。我们的电话都有录音，电子邮件也不能消除。”他接着反驳：“中国历史上，不重逻辑思维，而是先谈背后的利益和背景，这不也是鲁迅他们在二十年代所批判的吗？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独立研究，社会对独立观点也应当逐渐接受。”

从“大历史”角度考量经济学

谢国忠说，东方人对经济学几乎没有贡献，“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讲求整体内部的平衡，不能分割，非常复杂。美国的犹太人在这点上做得很好，整体思维方式上体现出先进性。中国人太重称号了，读书人想做官，但又想扮演学者，有整体思维的很少。”

去捅房地产泡沫，只是谢国忠近年手笔的其中之一。他最近比较感兴趣的“课外”话题还有“中国应该涨汇率还是涨工资？”以及鼓励国民消费的问题。他反对中国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涨汇率，因为国内收入财富非常不平等，不平等不是市场引起，而是政治上特权所带来的。汇率涨了只对一小部分人有好处，对银行里存款多的人有好处。对于美国的压力，虽然汇率一点都不动是不可能的，但中国也可以用涨工资来应对，工资增加，产品成本提高，对美国在贸易方面的指责也能有所回应。

“最低工资调上去，对国家稳定也有好处。整个形势是支持涨工资的，我们的高工资水平是在和全世界竞争，但低工资水平却是和农村竞争，差距非常大。在美国，公司高层和基层收入相差20至30倍；中国公司高层和基层的收入相差100倍甚至更多，将导致社会不稳定。现在既然别人说中国汇率低了，那何不走调高最低工资的路线呢？我觉得这条路是对的。”

“这只是我工作之外的思考”，他开玩笑地说，课余兴趣也能对工作有好处。例如涨工资，工资上涨了，年轻人首先就会增加手机之类的消费，消费股就会跟着升，“我们的客户就可以把资金放到这方面去。”

有人说，谢国忠是个喜欢想大问题的上海人。他却自嘲“不务正业”：“全美几乎一半的经济学教授都是麻省理工出来的，我们那一届大多数都在大学里做教授，我算是不务本业了。”不过他也很开心，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好处，让他能看到全世界的市场，而这种观察的整体性正是经济学需要的。

在经济学以外，谢国忠喜欢读历史，但也不光是爱好，因为那能帮助他比较理性地看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在价格体系里的行为，但却无法解释穷国为什么穷，富国为什么富。我在世界银行时，在拉美、南亚、东南亚工作多年。我发现对经济发展最大的限制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这和各国的历史背景有关。欧洲和日本，二战结束时一片废墟，却在三十年内重新成为富裕国家。最重要的资本不是机器，是人大脑里的东西。中国缺乏这方面的认识，通过25年的发展，去找缺点的人少了。”

他爱从“大历史”的角度对经济学现象进行考量：“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不同，历史上是一个农民官僚社会，其他国家则是贵族社会。前者权力集中，后者权力分散。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非常惊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没有财富，三分之一的人工作只是为了吃上饭。没有财富的积累，习惯了财富分配不平等。”

谢国忠由此说到了中国市场，中国人相信权力，认为一切都是政策引起的。历史上读书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做生意的人不重视市场，要批条，搞贷款，包括今天产生“资金链”这种概念，引起人们对财富积累的错觉。这些做法和市场经济不能融合，但，“事实将最终证明市场还是会占上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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