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和奢侈品消费王国日本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的1500亿美元跌落到2002年的800亿美元。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
2004年,日本奢侈品消费额约占全球销售额的41%,美国为17%,欧洲各国共占16%,中国则占12%,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预计,到2015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将占全球总量的29%,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据中国品牌战略协会估计,中国大陆的奢侈品消费者目前已占总人口的13%,约1.6亿人,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其中,有1000万~1300万人是活跃的奢侈品购买者,选购的产品主要包括手表、皮包、化装品、时装和珠宝等个人饰品。有学者估计,在这些人中,有30万是私人财产超过千万元的富豪。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旅游购物,中国人在海外的奢侈品消费也引起了全球的瞩目。2004年,中国境外旅行的消费总量高达250亿美元。
奢侈性消费的经济学解释
奢侈品是与必需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来被认为是奢侈品的东西,可能会不断在社会上扩散,最终成为必需品,进而又有新的奢侈品出现。
奢侈品具有超出实用价值的“符号价值”,是人们炫耀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奢侈性消费与炫耀性消费具有相似的含义。
按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在消费中理性的做法应该是选择价钱便宜而实用的东西,但为什么时尚男女却钟情于劳力士手表、LV手包等昂贵的东西呢?行为经济学家把这种似乎“不理性”的消费选择称作炫耀性消费,认为炫耀性消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够给人带来超出基本需求的满足。在商业社会里,要想表现财力并借此获得或维持好名声,炫耀性消费是主要途径和手段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指出,“对有闲阶级而言,价格标签与地位的关系极为重要;要表现财力并借此取得或维持名声,手段就是招摇式的挥霍行为”。富人的这种做法看上去是违背常情的自我放纵,但却很有目的性——要把自己跟穷人区别开。
炫耀性消费主要是为了炫耀财富,而不是满足真实需求这种消费的动机是谋求某种社会地位。人们之所以热衷于炫耀性消费,是因为它对于增加自己的财富有好处。借助炫耀性消费所表达的象征符号,人们容易认清自己要交往的对象。中国的新富阶层,一方面是要通过奢侈性消费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是要通过炫耀式消费来维系和创造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关系网络。
全球奢侈品行业的发展轨迹表明,一个国家奢侈品消费的增长,是与其GDP增长密切相关的,奢侈品消费背后有富豪作动力。奢侈挥霍性消费方式,典型地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马克·吐温发表于1873年的小说《镀金时代》,反映了当时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给美国带来的巨大财富,造就了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一大批富翁,富翁们在肆意的奢侈中展示其财富实力,成全了美国人富甲天下、纸醉金迷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高科技又造就了新一代的富翁和新的奢侈性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有双重起源——禁欲苦行主义和贪婪攫取性。在现代西方社会,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似乎不是新教伦理的节俭与苦行精神,而是一种以奢侈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主义精神。今天,全球化使得这种消费方式逐渐向全球扩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面对自己突然增加的财富时,也毫不犹豫地选择富贵的标志——奢侈品来表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大量涌现的新的消费手段,如快餐店、信用卡、购物中心、电视和网络购物、商品目录册等,它们赋予人们某些能力,使人们能够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它们在资金、心理以及物质上强制人们,使人们超出自己的需要进行花费。这是资本家梦寐以求的,这样也可以促使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
另外,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与广告,作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渠道,使得奢侈(炫耀)性消费成为一种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散播的现象。广告、传媒操纵着人们的欲望和趣味激发着人们追逐变化不定的时尚,“使消费者神魂颠倒”。传媒在商业利益等因素的驱动下,不仅展示着人们的消费现实,也不断创造着消费现实。
中国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学分析
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在1000美元以上时,社会的消费结构将发生全面升级,将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例如,现在日本人拥有奢侈品就像使用必需品一样。可以说,“富裕是奢侈的前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均收入逐步增加、富人阶层不断涌现,这是中国奢侈品消费日趋高涨的社会结构背景。
对于人均收入高、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发达国家来说,奢侈性消费一般不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但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是,社会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一方面,新富阶层们沉溺于奢侈品的夸耀性消费,在构建着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圈子让奢侈品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发挥到极至;另一方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极度贫困的群体,他们基本的需求尚得不到满足。正如社会学者孙立平所分析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断裂”,社会底层被抛在社会发展之外,而且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
就如丹尼尔·贝尔所做的分析: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当作正常或公正的现象时,奢侈性消费是可以维持的;但是,当社会中所有的人都一起提出更多的诉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受到资源的限制时,我们就会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
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发生社会分化,是必然的,也有其合理性。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严重扭曲,使得社会民众的大量财富轻易地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例如,中国百富排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短期内成为富豪,其中有不少人不是凭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凭权力对城市弱势民众及农民的土地资源进行掠夺。中国的富豪中有许多是“问题富豪”,他们往往不会把财产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而是进行炫耀性消费。这种状况极易造成弱势群体及低收入阶层的不平衡心理和相对剥夺感,容易使他们产生“仇富”心理。
炫耀性消费不会增加总的社会福利是一种零和博弈。一部分人的相对地位提高,必然对应着其他人相对地位的下降。而且,作为社会区分手段的炫耀性消费,会推动社会的分离,将社会分割成各种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