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出海东南亚：跨境金融服务仍存挑战

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步伐加快，东南亚凭多重优势成重要布局地。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课题组发布的主题为“金融服务企业出海——中泰合作视角下的机遇与挑战”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结构性动因发生变化，对东盟投资井喷式增长，其中“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投资主要流向这一地区。从金融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仍面临多重挑战，不同规模企业金融需求差异明显，跨境金融体系仍待完善。

东盟市场迅速崛起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本轮出海的浪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企业出海呈现四大核心逻辑。一是“中国+1”策略。为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增强供应链韧性，企业在保留中国核心生产基地的同时，将部分产能向第三国转移。二是规避关税壁垒。面对美欧等市场的高额关税，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东盟等中立地区，成为维持出口竞争力的直接有效手段。三是国内竞争压力。中国国内市场供需问题逐渐加剧，许多行业呈现“质优价低”的竞争格局，企业利润空间受挤压，向海外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四是产业发展规律。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成本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以及市场导向型企业贴近海外终端市场，是产业发展的必然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展现新的特征。尽管面临复杂外部环境，中国出口贸易在总量上依然保持韧性，但出口目的地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对美出口占比明显下降，而东盟市场快速崛起，自2022年起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全球贸易流向发生重构。越南、墨西哥等经济体扮演了“纽带”角色，承接来自中国的出口，再将其加工或转出口至美国，形成了间接的贸易通路。

整体来看，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报告发现，中国制造业出海投资呈现出明确的复苏和转型趋势，无论是投资金额还是项目数量均反映出强劲的复苏势头，“新三样”行业成为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海投资的核心支撑。

在出海目的地方面，“新三样”投资主要流向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欧洲（匈牙利）和北非（摩洛哥），以利用当地资源、市场或区位优势。而非“新三样”投资，特别是电子元件和消费电子组装，则高度集中于越南，使其成为承接中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最多的国家。同时，墨西哥作为进入北美市场可能的跳板，吸引了大量汽车及零部件投资。

东盟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持续优化投资环境与金融监管。东盟正加快推进经济一体化与投资自由化，尤其在关税自由化方面，平均98.6%的关税细则已被取消，成为全球外资青睐的热点地区。《东盟全面投资协议》（ACIA）为区域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推动投资结构更加多元，但各国在标准、审批和执行上差异明显，非关税壁垒与制度碎片化仍是主要挑战。

金融一体化方面，《东盟金融一体化框架》（AFIF）持续推动区域资本流动与稳定建设，尽管各国在资本与外汇管理上仍保留较高自主权。跨境支付领域成为一体化亮点，泰国PromptPay、新加坡PayNow、印尼QRIS等即时支付平台通过“区域支付连接”（RPC）实现二维码本币实时支付，助力东盟去美元化并深化与中国的金融联系。

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化，从《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到“一带一路”、RCEP，形成多层次金融协同框架。本币结算机制（LCS）与数字金融创新（如mBridge项目）的推进，正重塑区域金融生态，推动东盟更深度融入中国主导的区域金融体系。

出海企业金融需求差异明显

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泰国成为其在东盟地区出海布局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作为研究理解东南亚当地政治、经济、金融环境和社会看法的样本，中企在泰国的出海实践也显示，出海东南亚在金融服务、资金管理及外汇风险等方面仍面临复杂挑战。

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金融需求差异明显。在扩张初期，中国企业常遭遇中泰两国监管障碍，如对外投资审批、商业注册和BOI批准等，初始资金主要依赖母公司注入。进入中长期扩张阶段，大型企业更关注外汇风险管理、营运资金和结构化融资需求；中小企业则更注重设备租赁、分期付款及现金管理等灵活性高的金融方案。整体而言，金融机构在服务中国企业时需细分化策略，以匹配不同规模企业的金融诉求。

跨境资金管理是长期痛点。尽管泰国对外资环境开放，但中泰间的结构性瓶颈仍限制着资金流通效率。大型企业普遍反映，注册审批复杂、资本注入延迟、跨境汇款成本高昂等问题突出；中小企业则受制于外汇管制、现金流紧张与金融素养不足。高额银行手续费与资金转移不确定性削弱了企业运营稳定性，对中小企业影响尤甚。

融资渠道分化明显。大型企业倾向于利用泰国商业银行的本币信贷及母公司内部资金，中国银行在泰机构提供补充支持。但泰国融资成本高于中国，企业需在本地借贷与集团资金之间寻求平衡。中小企业则更多依赖内部资金或合作伙伴关系，正规贷款占比低。泰国高融资成本源自高贷款损失准备金、运营成本、附加费用及资本储备水平四大结构性因素。

外汇风险管理成为关键需求。大型企业多采用远期合约或货币互换等手段，但仍有近半未采取正式对冲策略；中小企业缺乏资源与知识支持，普遍无对冲机制，易受汇率波动冲击。主要障碍包括对冲工具成本高、获取渠道有限及金融能力不足。对此，金融机构可开发简化、低成本的套期保值产品，建设数字外汇平台及联合融资机制，以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泰国方面调研显示，泰国企业对中国投资既欢迎又审慎。中国资本与技术的注入提升了泰国的产业升级和供应链整合能力，但也引发了本地企业对竞争力、成本及效率差距的担忧。泰国商界呼吁通过技术转移与联合创新，推动中泰企业建立共生生态。

报告建议，政策层面应加强双边金融合作与监管协调。

对中国而言，应重新定义“资金外流”概念，完善跨境投资法规，推动人民币与泰铢直接结算、提升金融机构自主权、简化出海审批流程、数字化备案系统。与此同时，应强化海外企业服务体系，推动律师、会计等中介机构“随企出海”，保障投资安全。 对泰国政府而言，应提升审批效率与监管透明度，缩短商业登记和BOI批准周期。可建立统一在线平台连接各部门职能，引入战略行业“绿色通道”，减少重复审批并推广电子化报送，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此外，企业自身应注重本地化与合规经营。出海企业需积极融入当地市场与文化，在产品设计、供应链合作、劳工关系及社会责任等方面实现深度融合，树立正面形象。同时，加强法律合规与风险管控，完善危机应对机制，发挥“生态建设者”作用，与泰国企业共建可持续发展格局。

中泰金融机构应通过创新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中国金融机构应加强统筹与协同：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以上海为出海金融服务中心；大型机构构建境内外一体化体系，中小机构与其协作形成完整服务链。泰国金融机构应深化区域合作：积极参与mBridge等跨境支付创新，对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加强与中资银行合作，完善融资与清算机制，并提升对投资与中小企业的服务能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