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发现感染艾滋病学生200人 七成是男同性恋

艾滋病感染者低龄化

    事实上，将年龄作为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研究的一个划分标准，在学术研究界存有争议。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军认为，不应该以年龄来划分，而应该强调场所和从行业方式的差别。

    “桑拿、洗浴中心等专业化、组织化高的场所，感染风险较低，因为这些场所有培训，既传授性技巧，也培训性病、艾滋病等防治知识。而且这种场所还有同伴教育机制。所以在这种场所，即使低龄性工作者也有很强的安全意识。相反，如夜总会等，从业者安全意识就较差，安全套使用率就比较低。”赵军说，“这些场所只是提 供平台，小姐和客人自行交易，场所也收台费，但睁一眼闭一眼。这种场所不对从业者进行培训、管理，她们交易的场所也不在夜总会、KTV，所以女性性工作者 处于一种自我管理状态，同伴交流也少。这种风险就比较高。”

    和赵军的观点不同，在“牵手”工作了8年的吕唯唯说，“实际上在出租屋里，只要每次使用安全套，又不喝酒，风险更低。而KTV要喝酒，尤其低龄性工作者容易不安全性交易。从人流手术的情况来看，低龄性工作者也是主要人群。而且年龄低，更容易沾染毒品。”

    2013年7月，在2012年调查的基础上，“牵手”向昆明市防艾办申请了为期一年的低龄女性性工作者防艾干预项目，主要对24岁以下的性工作者进行单独干预。

    “申请时也有争议。防艾办是防治艾滋病、性病的专门机构，不应该有明确的年龄划分。但考虑到低龄女性性工作者在生殖健康方面的需求可能存在差异性，所以通过了申请。”昆明市卫生局防艾办主任曾子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所谓“低龄”，是指24岁以下。“牵手”通过多年的调查和工作发现，24岁以下的女孩们经常聚在一起玩，没有生活目标，她们吃好的，穿好的，出门打的，从不 坐公交车。花钱大手大脚。没钱了，又进入娱乐场所挣钱。“自我保护意识很差。遇到帅的，即使不要钱，也愿意上床。她们使用安全套的几率比成年女性性工作者 要小，因为不用安全套可挣更多钱。”吕唯唯说。

    在娱乐场所，销售人员还给小姐们规定喝酒的任务量，她们的“老公”、“男友”一年换好几个，有的一个月换一个。实际上只是固定性伴，并非真的男友、老公。和他们发生关系时，她们一般不用套，而吃避孕药。
“我们告诉她们，信任不等于安全。”吕唯唯说。一个明显变化的数据让其担忧，2014年前6个月，仅在“牵手”就检测出3个艾滋病感染者，年龄均为16岁到19岁。以前，查出来更多的是普通性病。

建议独立开展防治工作

    女性性工作者的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牵手”的另一个发现，在盘龙区，24岁以下的超过50%，最小的14岁，不少是在校生，有职高、专科，甚至本科生，多为外省的和昆明市郊区的。

    在2012年的这项调查中，昆明市防艾办还发现，80%的低龄性工作者进入这个行业不到一年，但性病、艾滋病、怀孕、流产、无保护性行为十分普遍，比成年性工作者风险程度高很多。

    “很多人计划短时间内赚到钱就不再干了，她们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所以不会主动与公共卫生人员接触，躲避干预行为。因此相关机构和NGO不能只关注熟面孔，更应该注重新面孔，建议尽早进行干预。”张旭东说。
    但让张旭东、吕唯唯等研究者、干预者担忧的是：近年大规模扫黄行动使得干预和研究网络中的性工作者目标人数锐减。据统计，盘龙区娱乐场所低龄女性性工作者在 扫黄前约有一千人，现在只有四五百人，其他人要么转入县区，要么转入出租屋，或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工作。以前，“牵手”甚至可以对发廊、站街女进行干预，但 现在她们都在深夜十一二点钟出来，或去城市小花园打毛线，行为更隐蔽。

    等“牵手”再去娱乐场所宣传时，老板们的接受程度也不如从前了。昆明市卫生局防艾办主任曾子怡也称，尤其今年以来，由于扫黄等原因，开展干预工作时，寻找目标人群也变得非常困难。

    赵军建议，应该尽快立法，确保卫生系统可独立开展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与公安扫黄行动切割。“即使我们暂时不能改变法律，但应该改变观念，她们的安全是公共卫生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
在赴墨尔本参加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前，张旭东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她认为：要尽可能地实现服务普及型和均等化，特别针对罪刑化和边缘化的青少年。 “目前，计生服务机构已建立了庞大的体系和网络，但只为已婚人群服务。而占总人口20%的性活跃、性观念开放了的青少年，却被卫生系统忽略很多。所以卫生 系统要把青少年的人权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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