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发现感染艾滋病学生200人 七成是男同性恋

安全套使用偏少

     是什么原因导致低龄女性性工作者中感染性病和怀孕的几率偏高？这是该获奖研究项目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据调查，83%的低龄性工作者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而其中92%辍学，因受教育的水平偏低，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其职业选择的空间也就很小。但同时 面临着生活和经济压力，她们更多进入收入较高的娱乐行业；而娱乐行业低龄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甚至有幼女情结、处女情结等。在201个样本中，93%的人 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而性交易是她们唯一的生活来源。

    张旭东进一步研究发现，该群体缺乏健康生殖健康知识，70%的人无法回答80%的相关问题，能完整回答的仅1%。“她们比较封闭，很少接触传统媒体、互联网等，也很少从学校获得相关知识。”

    调查中，她们不肯反映吸毒情况，但会如实告知饮酒情况。在夜场，饮酒是受鼓励的，而酒精滥用者在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时更少使用安全套，怀孕、性病感染等几率因此增大。“酒精对这个群体的影响一直被忽视，NGO也很少干预。”张旭东担忧地说。

    98%的调查对象都不希望怀孕，但大部分仅依赖于安全套，而不使用其他的安全措施，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又偏低。低于7%的人知道和使用其他长效的可逆的节育方式，如宫内节育器、皮下填埋植入剂等。

    张旭东说，对于此种高风险职业，双重保护才能既预防艾滋病又能减少怀孕几率，但同时使用这两种方式的仅占2%。“竟有高达40%的调查对象仍使用传统低效危险的避孕方式，如生理期避孕、冲洗法、下蹲式等。”

    显然，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殖健康的服务严重缺失。调查还显示，不到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性和生殖健康知识来自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少数来自学校；其他都来自朋友、同伴、家人、互联网、传统媒体等其他信息渠道。

“低龄女”调查困境

    公益组织原本是政府最好的补充，但现在普遍生存艰难。

    云南省是全国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最多的省份，而盘龙区又是昆明市性工作者较为集中的区。自2002年始，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项目进驻云南开展针对性工作者的公益活动。因为有性工作者和妈咪的参与，调查和干预网络得以快速建立。

    张旭东的研究正得益于这样一个网络。2012年，她主持并参与的昆明低龄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状况的调查获得了昆明市4个区级疾病控制中心的配合和支持，而当地为性工作者提供健康服务的NGO，比如牵手女性互助小组（以下简称“牵手”）也参与了其中的调查工作。

    “以前，人手足，每个人服务的性工作者也少，可有更多的时间单独交流，更易于建立信任关系，甚至可以交换电话，所以工作效果很明显，她们也会积极参与检查活动。”“牵手”的同伴教育骨干吕唯唯说。
2010 年国际资金撤资后，“牵手”只能暂时借用昆明市盘龙区疾控中心办公室开展工作，专职工作人员由原来的13个减少到现在的4个，所以只能同时面对多名性工作 者的讲课，动员检查的效果大为下降。盘龙区疾病控制中心还为该组织发放工资，并组织医生于每周四为性工作者抽血、化验，但由于缺少经费，现在只做梅毒和艾 滋病的检测。

    在盘龙区，“牵手”的4个专职人员需覆盖所有娱乐场所，该区约有四十多家娱乐场所，4个人分片区每月干预一次。主要是讲课，讲解和性病、艾滋病相关的知识，并动员性工作者们做妇检、VCT检测；传播正确的求医行为，因为她们常 去小诊所，易上当被骗；还讲避孕措施。“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在娱乐场所，很少有人没做过人流，很多人因多次人流而不会怀孕了”。

    “关系好的主管会帮助维护秩序。为了能进入场所，要和娱乐场所的老板们搞好关系，告诉她们，我们没有政治目的，也不是执法单位。但负责人一开始都很反感，她们都会说‘我们都很健康’等等。我们只好反复做工作。特别抵触的，才会通过疾病控制中心进行协调。”吕唯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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