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季克良：要对“国酒”负责一辈子一千年

    谈及此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流露出深深的内疚和心酸：“我的父亲母亲们直到去世，一个也没来过茅台，这也是我的遗憾。”

    几分“苦”楚终成事

    虽说先有茅台后有季克良，但季克良的研究成就了茅台。

    1964年，季克良和夫人作为技术研究人员被一起被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相较“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温情，原始而豪放的喀斯特高原“气候和土壤完全不同，加上一吃就流鼻水的辣椒、破旧不堪的厂房设施” ，季克良难免水土不服。

    初到茅台酒厂那年，他的工资是每月四十二块五，茅台酒的产量只有200多吨，市场价是三块六毛钱一瓶。因为经营不力，总人数仅300余人的酒厂开始把工人往外调，1964年一整年，酒厂总亏损八十多万。亏损状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时任仁怀县县委书记的周高廉担任厂长，茅台酒厂才扭亏为盈。

    梦想遭遇现实，或许总有几分不堪。但当不同的酒香伴随赤水河谷的微风徐徐吹来，飘入心间，季克良坚定地告诉自己“做一名优秀的酿酒师是我的梦想”。

    他开始潜心投入茅台酒工艺的研究与改良。初步了解茅台的季克良发现，茅台的酿造工艺有很多神秘之处，多用女子“伏天踩曲”。而且，几乎所有的重要工序都与炎热连在一起：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蒸馏。还有修禅悟道般的漫长过程：堆积发酵，入池发酵，7次取酒，9次蒸煮……这与他在大学课本上学到的并不相同。

    季克良说，那时一头扎进生产车间，整日和工人在一起，3年时间，每天长达十来个小时的劳动，工作强度至少是现在工人的两倍。

    从投料、蒸煮、制曲到堆积发酵，每个环节都需身体力行。高温作业环境下，衣服从没有干爽过。“背酒糟时因重心不稳常常摔下酵池，烤酒时常累得晕过去。”直到把茅台酒的每一个科学的、传统的工艺细节都融入自己的血液。

    回忆过去，季克良认为，那段磨炼也令他彻底顿悟到茅台的精髓。

    应对危机“辛”当头

    此后，伴随周恩来总理的“茅台外交”，国际舞台上形成了一股“茅台热”，茅台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多。季克良也从1973年开始转到生产科，负责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1978年，茅台实现了十七年来第一次赢利。

    成绩突出的季克良慢慢从副科长、副厂长一直到1983年做了厂长。“一级一级都不放我了。”他说，“先是厂里不放，后来是轻工厅不放，再后来是省委不放。”

    为了留住他，茅台酒厂厂长邹开良曾在一年春节前几天不远千里来到季克良的家乡，看望他的养父，并动员他们来贵州生活。

    到1998年，和国内其他酒企一样，茅台集团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销售大幅下滑， 原本车水马龙的茅台酒厂门口顿时门可罗雀。季克良临危受命，出任茅台集团掌门人。他很快作出决策：全员跑市场卖酒。打响了茅台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战”。任期内，不仅茅台酒销售持续增长，还实现了茅台股份公司的上市，茅台集团总资产也由20多亿元增至400多亿元。

    久而久之，季克良成了茅台的“活招牌”。

    超过六十岁法定退休年龄后，在国资委的要求下，季克良已经数度延长任期。2011年10月，季克良从董事长的任上退下的时候，茅台酒产量达到了3万多吨，茅台集团的在职员工总数达到了近一万人，销售收入达到两百四十个亿。

    “和您一起进厂的老员工现在还有留在茅台的吗？”记者问。

    他诙谐地说，“我的老伴算吗？”

    提及家人，季克良说，每日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为女儿写日记，记录其成长片段。什么时候开口叫“爸爸妈妈”、什么时候会走路，什么时候笑了，什么时候又撒娇了，点点滴滴都沉积在厚厚的日记本中。

    “我不会要求儿女们创造多大的成就，他们能够在生理和心理上健康成长就行。‘敏于行而慎于言’是我常告诫他们的准则。”季克良指着办公室内的一幅字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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