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克钢：我的人生已足够精彩

    春天的昆明，阳光打在郊外的一幢别墅上。武克钢坐在池塘旁边，几只孔雀在周围不时发出奇异的鸣叫。

　　刚和冯仑、冯军、郭凡生这些人一起去酒庄品酒，就狠狠地感冒了一把。大病初愈，他哈哈大笑：“当年总说，人老了才讲古。没想到今天轮到我来讲古了。”

　　这个55岁的男人，下过乡，炼过钢，在长江上当过水手，还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和“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科学的春天”大会上拿过国家科技二等奖，大有前途的工程师，32岁的厅级干部，“特区中特区”蛇口的副区长，去美国留学时和印第安人合伙搞赌场，现在拿香港护照在云南开红酒厂，全世界到处游玩时不忘交五湖四海的豪杰。

　　他发表了《中国呼唤工商文明》。有人说这是中国工商阶级的宣言和白皮书，也有人因此骂他是资产阶级要夺权。

　　可就是这个人，有一个叫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的外祖父，家里有三代共产党员，正经八百的红色贵族出身。他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呢?

　　他说自己钱不多，十多个亿还是有的，但是中国很少有企业家像他那样玩得这么潇洒的。

　　他说：“中国的企业家像我这样活，一百个都死了;我要是像他们那样，一百个我也早就死了。”

　　“我是最有前途的工程师”

　　武克钢总说自己没啥故事，倒是一直说自己的父辈那才是真正的精彩人生。

　　我爹和徐向前是一个村的，徐帅带走的红小鬼。解放以后回老家一看，当年出来一起闹红的小兄弟，就他一个活着。

　　我爹那是福将，一辈子身经百战，枪林弹雨走过从没跟子弹亲吻过。去年才走，九十多岁，梦里走的，身上楞是一根管都没插。他能活下来最大原因是我爷爷送他读了私塾，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山西人嘛，又能打一手好算盘，那在部队里是大知识分子了，在部队里干会计，一打仗首长先派一个班保护他，地主老财家里抄来的金子银子鸦片玉镯子都是他背着。

　　我爹是南下老干部，属于三野的陈谢大军，打到武汉留下来了，做中南地区金融经济军管会副主任。

　　我爹那就是石光荣，他做接收工作，就把我妈一块给接收了。

　　我母亲是浙江人，解放的时候是武汉大学地下党党支部成员，后来做过五道口的中国金融学院(人行研究生部前身)的教务长，她可以说一手创建了两个银行——中国银行湖北分行和招商银行在我的人生里，也确实要说略有祖荫可萌。

　　应该说我的父母给了我当时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教育，我一直有一个信念：性格决定命运，教育改变人生。

　　我1973年上大学，当时在长航，组织上有两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我去了北方交通大学。

　　1980年，召开了中国第一届科学大会，得了“青年优秀科学家”，开玩笑，全交通部就我一个，绝对是最有前途的工程师，以后院士不敢吹，但是闹个博导、教授还是问题不大。别看咱是工农兵学员，但当时就我们在学知识，没办法，这都是时代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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