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是中国政治生态里一颗划过的流星”
“青年科学家”武克钢在当时的交通部科学研究院是一个让领导又爱又恨的家伙。论科研，没说的。可说起别的，让领导实在头疼：这小年轻居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他的家庭背景又让你拿他没办法。有人直接就说：“要是再来一次运动，这小子非得栽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运动没有来，但是武克钢这个“刺头”还是走了。
此时，南中国海边开始有一些躁动。作为交通部的下属企业，招商局开始要在一个叫作蛇口的地方搞点什么。
交通部的青年工程师鬼使神差地和这个当时还荒芜一片的渔村打上了交道，自此他的人生发生了彻底改变。
当时招商局要搞一个出口加工区，什么改革先锋啊，都是后来编的，就是想挣点外汇。小平同志画圈的时候我们蛇口的围墙都建起来了。
当时要派干部，尤其是技术干部，我是被强行派去的，不去都不行。
我一去就喜欢这地方了，在那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这种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在北京很闷。
那时候蛇口什么样子啊?站在海边，往这边看，除了手上的手电筒什么人类文明痕迹都没有;往香港看，灯红酒绿。尤其是阴天，大屿山后面的天都被映红了。
82年，赶上了第一场风云突变。上海《文汇报》登了一篇《租界的来历》，把我们说成是租界。
交通部吓坏了，用袁庚同志的话说就是：撤专家、撕合同、困死蛇口。我们交通部三百多干部就剩下三个人，两个人是在当地讨了老婆，回不来了。
另一个就是我，坚决不回来。领导打了招呼：凡是不回来的，就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这一留可就看出英雄啦，暮色苍茫看劲松嘛。袁庚同志对我就刮目相看，稀里糊涂就当了副区长啦。
三年后，当我以蛇口工业区副区长的身份来北京时，32岁。交通部研究院的院长老爷子请我吃饭，说：你小子，也就你。你小子要是留在院里，就凭你这张臭嘴，我给你弄个室主任(科级)都通不过。所以说人挪活、树挪死，我们身上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蛇口工业区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案例。在这里，喜欢折腾的武克钢得到了袁庚(招商局总裁兼蛇口工业区书记)的信任，甩开膀子和他的同事们开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新局面。
我那时是蛇口工业区副书记兼常务副区长。
至少五年，我在蛇口的权力和国家经贸部一样。三千万美金以下的项目，我签字就行了。招行就是我们蛇口财务管理公司，我想，我们每年放银行那么多钱，不能便宜了他们，我们自己干一个，再加上陈慕华同志(时任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同意，我们就弄成啦。
当时蛇口海关、税务、公检法都是独立的，直接归国务院特区办，谷牧老爷子管。
我们蛇口管理局只有二十八个人，我们说自己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最多也没超过三十六个人。
我们这样整整搞了八年啊，怎么样?我们二三十个人管几十万人，照样玩。所以说中国最大的成本就是管理成本。
人才到哪里都是人才，刺头也是一样。袁庚遭遇了武克钢前任领导同样的境况：对他是又爱又恨。
1989年，蛇口工业区裁撤，此时的武克钢还在地球那端做访问学者。将近20年过去了，他还是一直感慨：
袁庚老爷子可以说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手腕的当代中国了不起的优秀政治家。当然啦，他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
袁庚同志要是听我们的，蛇口早就和深圳比翼齐飞了。他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张之洞实业救国的思想上。我们当时有三大原则：不搞来料加工、不搞房地产、不搞贸易，不搞来钱快的，只搞实业。
中集、招行、平保、TCL、华为、三洋……这都是在我们手下办起来的。
中央说要蛇口立市，当时都立项了，袁庚同志拒绝了。他说我们哪里有钱啊。他还是根本就想不到蛇口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中央和他正式谈话，调他当深圳市委书记。他想了一个礼拜说：我服从了一辈子组织需要。这一次我违反了。
为什么?他当时是招商局总裁，常年都在香港，当老板比当公仆要好得多。蛇口为什么会走到后来这样?和老爷子有很大关系。他在改革开放中确实冲杀得太厉害，人际关系也有问题，确实太高调，不必要得罪人的事情太多。
就比如蛇口的直选，纯粹就是作秀。我们选的是蛇口管理局，一个企业搞什么民主选举呢?
蛇口就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颗流星，蛇口没有一个干部走出来，这是袁庚的悲哀，也是蛇口的悲哀，我们都成了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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