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如何投资的?
最早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50/60后应该算是很幸运的人。
在许多老上海的记忆里,浦江饭店内500平方米的孔雀厅,是洋派、华丽和摩登的代名词。1990年12月19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是在孔雀厅正式挂牌成立,当时作为餐厅的孔雀厅因此暂时终止了对外营业。那年5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深圳挂牌成立。
孔雀厅的厨师们有更多休息时间的时候,第一批中国的个人投资者却忙得很,其中很多人日后通过这种新的赚钱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财务自由,那一年,黄德钧28岁,童小美29岁。
几乎所有的50后、60后对1990年代初的证券市场都有一段差不多的回忆。见证三天就暴涨570%的股票、一天上涨超过100%的大盘;即使糊里糊涂买了某只股票,却能莫名其妙地暴富。还有那条发售新股时“人贴人”的超级长龙、邮局收到的2800张身份证的包裹。不安全,不规范,但不得不说,当时发财的机会真的很好,虽然这种环境也让当时很多致富者,又到了一贫如洗的状态。
“我算是第一批‘股民’,1991年,那时深市只有5只股票,我就买了其中2只,万科和深发展。”黄德钧说。当时像黄德钧一样离开收入稳定的政府机关、不顾一切纷纷下海的公务员里,有不少人都选择了把钱投资到股票里去。
“有不少人第一桶金都是来自股票市场的,我也不例外。不过,在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二十年之后,现在的A股市场已经很难重现当年的‘挖金’效应了。”黄德钧对比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的变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001XXX,这是童小美1991年时在证券公司的账户号码。作为第一批拥有交易账号的个人,童小美对当年是怎么“吃螃蟹”的景象记忆深刻。
中国资本市场开市的第二年,童小美在银行工作的嫂子承担着售卖总共20张认购证的业绩压力,热心的童作为亲戚之间的帮忙,拿出60元钱买了2张,并且做好了花钱打水漂的准备。当时谁也没想到60元能带来什么,结果001号的那张认购证摇号落空,002号的那张为童小美带来了未来二十年炒股路程一笔不小的本金。
赚到第一桶金之后,黄德钧的运气不错,在投资股票上继续把握住了不少投资机会。“我做过一级半市场,就是拿着钱到各家上市公司去收购‘职工股’,‘搜罗’股票。当年轰动全国的发售新股我也有份参加,就是拿着身份证连夜排队,抢认购股票的申请表,真是人山人海。后来还代表公司做过法人股的投资。而这些投资从现在来看都是比较成功的。”
虽然黄德钧现在的投资重点早已偏离股票,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最早为自己带来财富的投资工具,仍然会有固定的资金放在股票上。
童小美这种资本市场第一批投资者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很感谢邓小平,并且他们头脑中的纪年方式都是以大事件标示,比如说,1997年,他们会说“啊,就是邓小平逝世那年。”
1997年2月19日,童小美和大多数人一样,从电视上看到了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当天,上海股市开盘870点,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天塌下来了,于是当天无数人挤向交易所,抛空了所有的股票。那一天,童小美手上握着几千股的四川长虹,她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当天,股市开盘即最低,狂涨100多点。四天之后,四川长虹作为第一只公布年报的股票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童小美预感到好戏还在后头,又以十几元的价格补充了几千股,没过多久在42元左右抛出,这一单至少让童小美的股市资金翻了一倍。
事实上,1997年初的一轮狂涨,一直涨到了5月13日,大盘指数为1510点。
对于50后/60后来说,2007年的一波好行情和2008年开始的持续熊市已经不是他们这代人独享的股市风云了。和年轻一代比起来,除了股票市场,他们更有发言权的或许是楼市。
2007年考虑到儿子读书的原因,童小美想在杨浦区买一套房。70多平方米的精装修房,总价108万,接到中介电话后三个小时童小美跑去看了房,半小时后拿定主意就交了意向金。当时接近下午6点,银行已经关门,拿出了身上所有的现金才刚到2000元,童小美刷卡预付了1万元。生怕看上眼的房子被别人抢先,第二天早上9点她又等在银行门口,取了剩下的3.8元现金交到购房中心。如今,这笔100多万的投资已经变身为了250多万。对于童小美来说,她的投资总能获得不错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结于她的节律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节律谐振了。
对于黄德钧来说,或许遗憾更多一些。虽然他早期曾经做过一些房地产项目,例如将工厂改建成写字楼出租,当时也赚钱了,可惜因为种种意外因素的干扰没有坚持在这个行业发展。回顾过去二十年的投资经历,无论是投资股票、做天使投资人、对企业投资,黄德钧都算满意自己的表现,而楼市是他认为唯一错过的东西。(文中童小美为化名)
他们是怎么创业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他们的创业也在不断升级。
1991年,潘拥军23岁,这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的几件大事,和女朋友结婚,迎来他们的儿子—这两件事似乎离得太近了—以及白手起家决定创业。当年,他的每月工资是100元钱,如今他拥有旗下三块产业和一个马术俱乐部。
1969年出生的潘拥军从小在上海郊县奉贤生活长大,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他有着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名字。高中毕业后,他没有如父母起名的初衷成为军人,而是进入乡办企业,当起了铁皮工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即使潘拥军是当时乡里远近闻名的技工高手,能用一整块铁片不带一颗钉子地打出整条铁皮裤,那个时候他的工资始终是每个月36元。
儿子的出世让潘拥军的生活一下子过得紧巴巴的。0.36元一包的土烟,原先每个月他要抽上三条,省吃俭用的钱有时候让他连烟都抽不上。缺钱则易思变,为了赚点外快,潘拥军拿出了1500元的结婚礼金和1500元积蓄,买了一个钻床和一台电焊机,利用下班时间在厂里干起了私活。凭借过硬的好手艺和客户支持,才一年不到,潘拥军就赚了几千元,从工厂辞职开了自己的盘柜厂,为大型电机组合生产外箱外壳。
开厂一年不到,潘拥军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与一家大公司合作生产控制柜,让他一下赚了几万元。1996年,暂停了盘柜厂的生意,他开始与日本安川电机合作生产整套控制柜。然而四年之后,考虑到控制柜的产品附加值较低,带着100多万的总资产,潘拥军停下了手头的生意,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2000年10月,看中了国内电机设备的产品空白,潘拥军带着妻子半旅行半出差地前往韩国溜达了一趟,只身前往LG公司拿下了国内自动化电机设备的代理权。紧接着,他面对的是二次创业。
直到2002年末,潘拥军时不时地还过着在市区办公室打地铺睡地板的日子,即使当时他的身价已经接近千万,产品销量在全国同类产品里始终排名第一。每天开着普通桑塔纳来回奉贤和市区,五六点起床,深夜十一二点回家对他来说是创业路上的正常时间表。
和大多数当时下海经商的人一样,潘拥军相信自己是赶上了1990年代末、新世纪初创业寻找空白的好时候。2005年,当他再次出击进军运动器材领域时,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由于产品设计和渠道问题,连续三年总共亏损1500万的业绩让他开始重新审视所处的市场环境和自己的生活状态。
2008年以前,潘拥军从来没有穿过100元以上的牛仔裤,最贵的衬衫也仅限于海螺牌二三百元的款式。虽然企业的盈利和经营始终不错,但他依然会睡不着,担心辛苦奋斗来的一切一夜之间会归零重来,因此除了保证生活的基本开销,他把所有的资金用于企业扩大或是流动资金。而大多数时候在他的身上依然很难看到所谓“有钱人”的标准装扮和味道。
《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中显示,在1999到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40岁到50岁的“60后”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699人,约占上榜富豪总数的35.70%。潘拥军显然还不在这样的行列中,但“60后”无疑是当前我们身边商界创业的主力军。
创业至今的二十多年里,潘拥军没有欠过客户一单钱款,自己却遇到过假汇票、客户跳单、上游漏税等一系列不靠谱的商业问题。“做企业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遇不到,而且它们还都是你不得不去解决的问题。”潘拥军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教会儿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老实人、勤俭人、慈善人,直到今天,她对自己的儿子也一直说着同样的话。
《三国演义》、《水浒》、《史记》是潘拥军最喜欢看的书,每年他都会把它们拿出来耐心地重新看上几遍。他会和儿子讨论各自对书的理解,除了里面的人物关系,他更看重那份男人必须有的责任感,对家人、朋友,还有这个社会。
2005年开始,潘拥军开始接触骑马这项运动,很快他在自己的厂区开始养马。2010年,潘拥军已经养了50多匹马,用了三年的时间建成了上海乐派特马术俱乐部,是上海为数不多具有标准马术比赛场地条件的马场。每年,马场开销至少在300万,而收入却最多维持在100万,几年来他依然乐此不疲地在这项运动中不断投入。
2011年潘拥军创立了上海乐派特马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当年引进了2匹欧洲优秀的温血种公马,新年伊始,潘拥军从荷兰新购入了5匹欧洲温血种公马,仅空运费就高达百万。但愿从长期来看,潘拥军的马场可以收回这种高成本。
钱或许只是数字,但用钱能干些什么却是这个60后现在最关心的事。
先立业后成家是傻瓜
50/60后的婚姻似乎比人们想象中更简单。
“先立业再成家是傻瓜,真立业后对妻子的要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变得不简单了,所以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大家互相理解信任的时候,共同来完成一件事呢?”对于某些大龄男青年爱挂在嘴边的“先立业后成家”的说辞,王新友作为过来人完全不认同。
他1966年出生于哈尔滨,大学毕业时,由于在旅行社做实习导游,结识了在酒店工作的妻子苗岩。
至于说到“为什么结婚”,爱似乎是他唯一的理由:“很喜欢自己的妻子,跟她在一起很快乐,自然就结婚了。”
目前,他与妻子苗岩在798一同经营着一家艺术画廊,画廊定位于推广年轻艺术家与当代艺术作品。在画廊里,他和妻子的分工很明确。王新友每天马不停蹄地与不同的人碰面,画家、买家、策展人、媒体等等,而苗岩安静地做着行政和财务工作。
很多青年男女在结合后,或多或少进行一定程度的“资产重组”,但那时的他们毫无这种概念,谁也没想过要接管对方的财政大权,没经过商量就自觉形成了默契—“两个人挣钱自己花自己的,妻子的钱基本都是照顾家里了,我的钱基本都是买画了”。
结婚后仅一年时间,王新友便离开机关单位,到一个星级酒店当总经理助理,在1990年代初期每月赚2000多元,而后是到一家准备上市的公司为其操办上市业务。他用第一笔原始积累跟朋友一起合伙开过大型的集团公司,管理人员达到200多人,2003年经济形势不好,他离开自己创立的公司来到北京,经过两年多的试水,最终在2006年开起了画廊。
王新友应该属于《富爸爸》一书中形容的“不是为了钱而工作”的那种人,与之相对应的是“为了工资和短期福利而工作的大部分人”。在他多年的发展历程里,苗岩始终都是一个默默支持的角色,在丈夫离开哈尔滨后,她肩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直到女儿到北京上中央美院附中,夫妻俩在分居四年后才得以团聚,他说“苗岩的爱好就是照顾她的男人和孩子,从不参与自己的事情”。
两人财务上一次重要的瓜葛是在刚开画廊的第二年,当时由于经营状况惨淡,他账上几乎没钱了,苗岩感受到了,主动给他账上打了几十万元,他知道那应该是她大部分的积蓄。2007年时,因为画廊缺少财务人员,苗岩才辞掉了自己的工作来到画廊上班,不过仍不过问经营状况,只做个兼财务职能的行政人员。
总的来看,王新友创造财富的过程似乎缺少了苗岩的直接参与,但王新友认为“她最大的参与就是支持我、信任我,和我保持一种默契”,这让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和兴趣的追求中。
一个拥有和他类似模式的投资者是巴菲特。巴菲特20岁的时候就与18岁的妻子结婚,他经常由衷地感谢妻子,在他的家庭财富模式中,稳定的婚姻和家庭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创造那些财富神话。有点老套?不赞同?嗯,这当然只是一个属于那个年代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