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名省部级高官贪腐之路 信奉神灵

涉案金额与日俱增

　　上世纪90年代前期，每年宣判的高官腐败案件也就是1至2起，个别年份空白，而从1997年开始，逐渐趋上升之势，2010年达到峰值（12例）。这说明，高官腐败案例的判决数量在呈逐年上升态势。

　　不仅如此，高官贪腐的涉案金额也在不断增加。所选案例中，除7例尚未判决、4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之内，其余89例共涉案金额约77699万元，平均每例约873万元。

　　上世纪80年代2例，1例受贿2万多元，另1例没有涉案金额纪录；上世纪90年代15例，共涉案金额约366万元，平均每例约24万元，其中最高涉案金额55万元；本世纪83例，其中3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内），7例尚未宣判，其余73例，共涉案金额约77331万元，平均每例约1059万元，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达到19573万元。

腐败高官常犯十宗罪

　　腐败高官的犯罪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具体包括：一，通过帮人办理各种证件、争取各种计划指标而受贿；二，通过工程项目营私舞弊而受贿；三，通过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而受贿；四，通过土地、房产暗箱操作而受贿；五，帮助公司违规运营而受贿；六，组织人事腐败，如通过帮助升职、留任、调动工作、就业等而受贿；七，庇护犯罪，如通过庇护经济犯罪，帮助走私或违规进口，干涉有关案件的办理，为律师谋利等而受贿；八，贪污挪用公款公物；九，滥用职权，如，支持开设“博彩”项目、支持和纵容违规经营、武断决策引进项目失败，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等；十，权色交易，如包养情妇、重婚等。

　　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是因家庭变故而演变为雇凶杀人，由此成为唯一因普通刑事犯罪，不牵涉权钱交易而被处以死刑的高官。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前期，高官腐败涉案面相对单一，而且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当时，商品经济刚起步，实行价格“双轨制”，腐败高官利用计划内行政审批权，“走后门”、“批条子”，搞“权力寻租”活动。1987年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个帮人办理香港单程通行证而受贿；一个为报答“红颜”而为公司货物走私开绿灯。上世纪90年代初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个帮助农民联系水利工程和办理采金人员指标而受贿；一个收人钱物后，帮人办理计划外运煤手续。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高官腐败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涉及违规贷款、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股票上市以及产品审批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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