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宁一 温州报道
10月11日，温州商人李强坐在火锅店中，四部手机一字排开，铃声此起彼伏。
他平均10分钟接一个电话。时而怒骂“什么？一百万，你欠我六百万！”时而恳求，“现在真没钱，再给三个月，肯定给你。”
他是这天早上从上海赶回的温州，“去避了几天风头，担保公司的人要抓我”。
李强是做建筑生意起家的，正常光景，每年能赚几百万元。目前，他身背三四千万的债务。其中两千多万是高利贷的本金，一千多万利息。“利息还在以每个月几十万的速度增长。”
他的债主包括公务员、银行职员、民间担保公司等等。
类似李强这样数量众多的温州中小企业主，正在经历着生死考验。李强说，如果当时能够从银行或正规机构贷到款，就不会去借高利贷。
眼看着日子走向岁末，李强不知道如何才能闯过“年关”。
“救命”的地下钱庄
李强第一次去寄售行，看到对方是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几个工作人员，他比较容易地贷了60万
上世纪80年代，李强进入建筑行业。那时候建一栋房子成本10多万块。“那时业主会准时交付款项。”
李强称以前几乎没接触过民间借贷。2008年底，他承建一个工厂厂房。厂里不付工程款，出现了250万资金缺口。“为了接到这个工程，我曾承诺过垫付这一阶段的建筑款。但是，我拿不出这笔钱。”
工厂提出一个办法，厂长找担保公司借钱给李强。当年6月份，第一笔贷款150万，9月份第二笔100万。利息都是三分半，期限三个月。这笔贷款缓解了资金问题，工程得以继续。李强想，年底与工厂结清工程进度款时，便可还钱。
结款时，工程完成95%，厂里欠着他900多万没结。
此时，工人和材料供应商找他催款。材料商两次把他堵在高速公路上，工人则三三两两抱着被子睡在他家中。李强带着房产证去银行抵押贷款。“但银行说集体产权不能贷款。我当时又没成立公司，去小额贷款公司也贷不下钱来。”
这个时候，他找了地下钱庄。
媒体将温州称为借贷之城，其民间借贷之风由来已久。在温州买一份报纸，分类信息版满是借贷广告。
“没有地下钱庄这样的民间借贷业务，就没有温州民营经济的今天。”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30多万家民营企业，其启动发展资金很多来自地下钱庄。尤其是在银根紧缩之时，地下钱庄就是中小企业找资金的“救命稻草”。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的市场规模是1100亿，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
周德文甚至认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有1500亿。
在高利率高回报的驱使下，一些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甚至小额贷款公司等成为“地下钱庄”。
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
据《浙商》报道，温州地区所有正规担保公司的资金流量还不足地下钱庄资金流量的1%。
李强还记得第一次去寄售行借钱的经过。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几个工作人员。他比较容易地贷了60万。抵押了一辆车，四分利息。
他说那里不像银行那么手续严格，在地下钱庄里，各种手续相对灵活，“甚至凭信誉和关系也能借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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