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２世界末日大预言

　　为逃生，时刻准备着

为逃生，时刻准备着

　　对大多数人来说，面对末日威胁就像面对他人的痛苦，除非事到临头，很难产生真实、迫切的恐惧。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很少有人相信IPN(International Preparedness Network)的发起人之一Aton Edwards关于恐怖袭击的预言。从1997年起，他就多次在公开场合警告商用飞机将被用作攻击摩天大楼的工具。他把世贸大楼称作“归零地”(Ground Zero)，这个军事术语原指常规导弹瞄准的目标或核设备爆炸点，爆炸发生后，影响将以此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在“9·11”之后，它也成为世贸遗址的代名词。1998年，在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司法学院的一次会议上，Aton建议在世贸大楼、帝国大厦、自由女神像和其他地标建筑周边设立地对空导弹，以对抗可能发生的恐怖威胁。结果可想而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Aton的建议被忽视了。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先知，无人相信是他们永远的噩梦，也是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的必要条件。2001年2月，WRKS-FM广播电台的一次节目里，Aton发出最后的警示，涉及那场惊天惨剧准确的时间地点。但是直到7个月后，爆炸声起，一切无可挽回，人们才回过头来注意到他的论点。

　　Aton是众多提倡为逃生早做准备的生存主义者(Survivalist)中的一员。他们囤积食物、储存净水、训练体能，时刻把潜在的灾难记挂在心，在一切发生前，先寻找庇护所、设计逃生路线、学习生存技能，有的甚至隐居山林。如何逃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持续时间最长的关注点。在波澜不惊的和平岁月，这些人看起来是人群中的异类，被视为杞人忧天、被害妄想。但无可否认的是，一旦危难发生，对逃生毫无概念的普通人两手空空，他们却可以抄起早已备下的紧急背囊，既有食物、药物、饮用水，又有电池、工具、武器，生存概率确实提高不少。

　　其实，为逃生做准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只不过每一次自然或社会的重大事件都将它推到风口浪尖。1929年10月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是生存主义者有力的例证之一。华尔街股市大跌令人措手不及，如果未雨绸缪，储备下够吃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食物，在众人苦哈哈地等待领取救济食品时，就可以占据优势。美苏冷战期间，美国联邦民防署制作了一部民防宣传片《Duck and Cover》，在1952年1月向公众播映。“核战随时可能发生”，Duck(躲)和Cover(盖)是政府提倡的分两步走的自救措施。当空中警报大作或白光一闪，正确的反应不是撒腿就跑，而是躲进最近的庇护物或贴墙卧倒，用手及衣物将身体遮盖起来。影片的海报非常形象：一只拟人化的乌龟，能成功避过灾祸全仰赖背上的龟壳。而对于没有这一先天条件的人类来说，“必须学会寻找庇护所”。此后的半个世纪，无论是千年虫危机、“9·11”事件、SARS、印度洋海啸、卡特里娜飓风还是全球金融危机，都推动了生存主义者激增的浪潮。

　　相对于较为极端的生存主义者，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被称为“准备者”或“有备族”(Prepper)。这是一个年轻的名词，与生存主义者或因笃信“石油顶峰”理论而回归自然的“地球末日人”(Doomer)都不尽相同。他们有正常的工作、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会为了回避外人的骚扰与求助而刻意隐藏自己，看待灾害的心态也更为放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轻度的生存主义者，即现代生存主义者(Modern-day Survivalist)或新生存主义者(Neo-Survivalist)。据估计，2010年全美准备者的人数约有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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