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粮液酒窖究竟该是谁的

　　然而，3天之后，尹孝功并没有等来答复。4月27日，她再度致电郑晚宾，得到的回应却是“领导都出差了，没有交办”。尹孝功隐隐觉得对方似乎在拖延时间，但她没有料到，拖延的结果，竟然是5月12日翠屏区政府的一纸通知：撤销宜宾市人民政府发（1984）字454号文件签注部分内容。

　　“我与五粮液的产权争议，为什么政府要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介入？政府当年正式下发的文件，怎么能说撤销就撤销？”收到通知的那一刻，尹孝功彻底愤怒了。

　　法律争锋

　　要保护祖业，起诉，成了尹孝功的唯一出路。

　　2010年6月20日，尹孝功分别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直接告上省高院，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防止案件在宜宾本地审理可能受到五粮液巨大影响力的干扰。同时，一直关注此事进展的陈有西律师，正式成为了尹孝功的代理律师。

　　然而，四川高院的民事受理级别管辖为标的1亿元以上，行政案由高院一审也没有先例。因此，为了达到省高院的标的要求，尹家将民事诉讼的索赔请求直接从540万元提高到10540万元。倘若能够成功立案，不仅将造就中国民事侵权案个人起诉标的最大的案件，也将给尹家带来直接的经济压力——预缴的诉讼费至少将达到50万元。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五粮液曾提及过“充足的证据”，五粮液难道真的能够证明酒窖其实不属于尹家？当初的那个文件盒仍旧神秘，但从目前披露出的一些情况，人们似乎可以一窥五粮液证据的秘密。

　　首先是五粮液已经购买了酒窖上方的厂房和尹家自留房，因此酒窖也就自然归属五粮液所有了。然而，如今尹孝功依然拥有酒窖和酒窖上方18.17平方米房屋的产权，这得到了1984年“454号文件”的确认——这也是宜宾市翠屏区政府急于撤销454号文件签注部分内容的原因。

　　还有观点认为，长发升的酒窖已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经租”了出去，根据政策，经租的房子是没有继承权的。然而，“经租”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为，而长发升的租赁却止于尹家与国营二十四酒厂间。何况，经租针对的只是房产，而酒窖却是生产资料，根本谈不上经租。尹孝功的代理律师陈有西也认为，说酒窖已被经租，很难站得住脚。

　　不过，无论是代理律师还是尹孝功自己，现在都对手中的证据有充分的信心。他们唯一担心的是，省高院究竟会不会立案？案件会不会发回宜宾审理？毕竟，从2010年6月20日寄出诉状至今，已经远远超出了省高院确定是否立案的时限。

　　心结

　　伴随着酒窖之争的不断升级，一些因当年租赁关系而暂时掩盖的矛盾也正激化发酵。

　　“五粮液一直都不信任我们，收藏窖泥、申报国家级文物都是背着我们做的。这些都是好事，难道我们会不支持吗？我们还能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料，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尹孝功认为，五粮液的这种不信任不仅损害了尹家，同时也伤害了五粮液。例如，五粮液撰写的酒史同样没有咨询过尹家，其结果，却是“史料不足，只能杜撰”。

　　根据五粮液公开资料，“五粮液”得名于1909年，是“陈氏秘方”传人邓子均将酒带到一个家宴上，由举人杨惠泉命名——这与尹家说法有颇多不同。而根据史料，1909年杨惠泉还在北京任教，而邓子均尚未开始从事酒类生产，如何能成为五粮液的第一代创始人？尹孝功表示，她还就此质询五粮液董事长王国春，王国春说这是“商业宣传的需要”。但尹孝功却认为，这种宣传是对尹家极大的不尊重。

　　其实，在尹家和五粮液之间，这种不信任是相互的。例如，关于酒窖的租金，当初虽然确定为每年递增3%，但实际每次续租都要重新进行谈判。尹孝功认为，如今五粮液发展迅猛，仅仅是品牌价值就超过了450亿元，自家的明代酒窖在其中功劳不小，20万元左右的年租金和3%的增长率严重偏低。但她也不否认，这也可能是导致五粮液由于担心租金大幅上涨的不确定性，而采取如今的极端手段“收回”酒窖的诱因之一。

　　尹孝功甚至回想起，早在2007年续租的时候，五粮液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当时传言说王国春可能要退休，就有人出来说和我们签的租约是错的，还有人怀疑‘454号文件’上‘酒窖属房主所有’的签注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如今，这段往事进一步加重了尹家对五粮液的防范之心。

　　如今，酒窖的所有权之争依然未到尽头，但当初完全任尹孝功自由出入的祖传酒窖，如今已受命对她“闭门谢客”。而被隔离在“自家酒窖”外的尹孝功，近段时间也接到了一些其他酒厂寻求合作的电话，但她暂时没有理会。用她的话说，她现在只是全心全意的想拿回酒窖，至于酒窖的未来怎么办，还得要和兄妹们共同商量决定。

　　五粮液酒窖究竟该是谁的？或许最终只能由法津来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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