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富士康，鞋企加速产业转移

　　慧聪鞋网7月19日讯 7月9日，村民王长林又一次来到后宋村谷庄那一大片花生地旁边。看着广阔的田地，他每天心中盘算的，却是这里即将盖起的壮观厂房，和自己将要开始在富士康工厂里打工赚钱的生活。

　　富士康科技集团与河南省政府刚刚签约，富士康将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区航空港区的后宋村占地133公顷，开启其事业群在河南建厂的首期工程。

　　就在同一天，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涂兴永与他的同事们，则在畅想着这座城市将在全球IT版图上涂抹怎样壮阔的蓝图。不久的将来，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台湾企业在重庆的分厂将会形成年产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产能，这将占全球笔记本电脑总产能增量的半数以上。两年前，这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此时，广东东莞市厚街镇上，步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林鸿鸣仍在反复掂量着一道纠缠他许久的选择题：不断累积的成本面前，公司已经在广东清远探路产业转移，接下来，是否该以更大的力度向西挺进？

　　7月9日，平常的一天。但在观察者的眼中，所有这些都在悄然成为产业西进大潮中的新元素：

　　富士康计划在郑州设立新工业园，英特尔关闭上海工厂并扩建成都生产基地，惠普在重庆设立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海尔、格力、美的、TCL等家电企业启动内地新建生产基地计划……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新一轮产业转移大潮即将席卷中国大地。

　　西进，西进

　　富士康的到来，改变了王长林们的生活轨迹。

　　“我家不少亲戚朋友都报名应聘了。富士康建厂之后，我就可以在这里安心上班，再也不用开着黑摩的满街跑了。”王长林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王长林所期待的这家工厂，仅是河南省政府与富士康集团战略合作的一部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河南省和郑州市主要官员目前与富士康集团高层商讨合作具体事宜工作已近尾声，7月中旬基本上能尘埃落定。

　　对富士康来说，这不过是其西进布局落下的棋子之一。

　　6月初，12连跳事件余波未平，富士康为其广东工厂员工连续高调大幅加薪。而与此同时，6月8日的集团股东大会上，郭台铭便明确了向重庆、河南、江苏、山西等地转移部分事业群的庞大计划。

　　一位麦肯锡咨询师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指出，这是富士康早年就已确定的分割产业园计划，目前除深圳、昆山、北京、太原、晋城、上海等已投产园区，重庆、成都、武汉、廊坊、淮安、南京等产业园都在建设中。“有的边建设边生产，还有一些关于大型基地的规划也已成型。”

　　这一场景郭台铭并不陌生。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台湾开始第三次经济转型，岛内人力成本急速上升，平均工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产业升级遂成为最大命题。富士康、伟力创等代工企业纷纷迁移到大陆，业态已经相对成熟的制衣、制鞋、玩具等，则被千万台湾商人复制到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世界工厂”成为当时产业转移的结果。

　　而今，不仅是富士康，更多的沿海企业已在跃跃欲试产业转移。7月初，联合利华合肥生产基地六期工程悄然竣工。作为首家将生产基地迁往中西部地区的世界500强企业，该公司正在深入考察湖南及其周边地区，新基地建设已经列入战略规划之中。“向西去”成为公司长期坚持的战略。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制衣联合会会长梁俞昊2010年4月曾受江西九江、赣州、宜春等地政府邀请前往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即使不是现在，三、五年内产业转移也会形成潮流。”

　　梁在江西考察所到之处，已有广东企业生根发芽，“有些已经成为当地龙头企业。但主要是造纸、电镀、小化工等珠三角着力淘汰的企业类型。”

　　加薪变量

　　6月底，本是每年的开工旺季，协理超4000家鞋厂的东莞市皮革鞋业协会秘书长周伟东却一直紧锁眉头。

　　东莞市厚街镇，堪称珠三角制鞋业领头羊，约2000家制鞋企业以OEM(贴牌生产)为主，每年向外输出以千万双计的各式鞋子。整个珠三角“世界工厂”的声名正基于此。

　　“还有多少厂生意兴隆，实在难讲。”目光所及，满眼蓝色顶棚的大小厂房，周伟东却是一声叹息。

　　2009年，东莞开业的鞋厂457家，注销的鞋厂325家，可谓波澜起伏。而在东莞市外经贸局等部门的调查数据中，2009年，东莞有超过400家港澳台商企业终止运营，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包括了制鞋、纺织、五金、家具等行业。

　　“注销的企业中，确实已有不少厂是从东莞转向了其他地区。”7月5日，东莞市厚街镇经贸办主任王纪和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列入王纪和关注名单的制鞋企业有72家，“产值都在2000万元左右，用工数在900人上下。”

　　迅速攀升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催动企业重新思考产业转移的新触媒。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教授的监测研究发现，从2004年最低工资标准施行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薪资水平一直处于上升通道。“富士康并不是加薪潮的始作俑者。”

　　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至今，企业薪酬结构在逐渐理顺，农民工等各类打工者因此受益匪浅，但薪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普遍滞后的状态仍存。魏后凯认为，新一轮加薪因为触发于跳楼、罢工等极端事件，带有“速效药”的特点。

　　迫在眉睫的是，每年第四季度旺季缺工的现象或再重演，唯有针对性地加薪，才能挽留员工进而赢得工人乃至合作商的信任。

　　对企业主，加薪则是催化剂，势必催发企业支付的人力总成本的攀升。大至富士康，小至步峰鞋业，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是在“办社会”：对于海量员工，不但需要提供工作环境，还需要提供生活、娱乐乃至医疗、交际沟通等各类服务。对于企业主而言，这都意味着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增加。

　　多位企业主表示，加薪风浪再起之时，基本工资、五险一金、奖金、加班费、住房补贴等等，都在加薪风波中同步上涨，职工到手工资早已经超过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加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林鸿鸣对本刊记者说。

　　处于上升通道的成本项目，不止于薪资。在深圳龙岗、东莞厚街、中山小榄、广州新塘，企业主还面临持续上演的缺工潮，越来越急迫的环保、低碳生产标准，拓展必需但无法尽得的土地空间，以及财税、劳动保护等多年来一直依赖的灰色地带低成本。而对于东莞各级镇政府而言，土地、生态、环境、人口、治安，等等，已全面告急。

　　“正是在重重压力之下，加薪这个变量引发的动荡才如此巨大。”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说，汹涌舆情之下，产业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市场、政府、劳工都开始反思。

　　省内迁徙先行

　　对很多东部沿海企业家来说，省内的产业转移往往是第一选择：半径较短，稳妥、踏实。

　　6月底，对接广东东莞的东莞(韶关)产业转移工业园迎来了今年新三批集中向韶关转移的公司企业。“签约金额还未统计，但意向转移的企业数量不少。”王纪和说。

　　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苏南企业向苏北转移，福建、浙江一些产业也向周边扩散。“沿海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促成这种转移的主要原因，省内的‘内陆’地区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选择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

　　起步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的梦缘制衣公司，是当地最早向外产业转移的企业之一。公司负责人黄俊杰说，他2006年底接手家族企业时，产业转移的讨论，已然在新塘镇上千家制衣企业中蔓延。

　　梦缘制衣到了与广州直线距离60公里、车程一小时的清远。“当时还没有像样的工业园区，我们联合了几家企业一起搬过去，拿到了最优惠的政策。”新塘制衣联合会会长梁俞昊说，土地成本是这几家企业最看重的。相伴随的水、电成本也很低廉，“差额能达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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