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0年5月18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黄光裕构成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6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亿元。他的妻子杜鹃,因内幕交易罪,被判处3年6个月的徒刑,罚金2亿元。他的同乡和下属许钟民两罪并罚,判处3年徒刑,处罚1亿元。
经营企业:有腕有威严
在国美公司总部,黄光裕更是一位让人敬畏的老板。有人称,甚至是他的亲妹夫、曾任国美总经理的张志铭,在黄光裕的办公室里“低眉顺眼像个小媳妇”,至于其他员工在谈到他时,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据一位现任职于国美的高管介绍,黄光裕“当他想好了一件事,或者在布置一件事情时,员工绝对是鸦雀无声,无条件服从的”。
曾有一位应聘于国美的职业经理人这样描绘他面试时的经历:“黄光裕亲自领着十几位总监及总经理对我进行面试。他一言不发,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后看着你,你感觉自己仿佛是笼子中的一头猎物,不可能和他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他感慨说:“我走南闯北几十年,也和不少大老板直接共过事,但黄光裕是最不可捉摸的人。这是我几十年工作经历中最紧张的一次面试。”
黄光裕对属下的要求近乎苛刻。国美每年销售收入增长都是惊人的,但内部的高管却仍然诚惶诚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达到过黄光裕提出的目标。比如2003年国美销售额达到了178亿,但比预定的目标仍少了42亿。他常常对张志铭及其他高管说,如果不是为了给机会培养你们,让我亲自来操盘,国美比现在会更好。
黄光裕对员工的严厉随处可见。在一张国美高管递过的名片背面,可以看到这样一则“廉政承诺”:“本人与贵公司合作中承诺做到‘三不’——不接受客户礼物;不收取回扣;不以权谋私。请监督。”上面甚至连廉政举报电话都已经注明。
有高管对此表示理解:“没有他的霸道,也不可能成就他现在这么大的盘子。黄总还是比较讲义气的,有很多人离开国美然后又回来,他不会弃之不用,可能会提拔到更高的位置上去。他有时处罚你,不是故意让你很难受,而是为了试探一下你的心态。如果你心态好,又有发展潜质,他就会刻意去培养你。”
但对于与他合作的供应商来说,黄光裕是一个让他们“爱恨交加”的人。国美电器对每一位供货商来说,意味着的是极具诱惑力的巨大销售量,但他砍价时的“残酷”又让人难以忍受。他们对黄光裕面部表情的典型描述是“大嘴一撇就说……”。在“2004国美全球战略合作高峰会”上,黄光裕曾有一段凌厉的讲话:“其实咱们谁也离不了谁,谁想把谁挤垮、谁想把谁控制在手心之中可能性都不大。我做事的规律就是——你对我信任,我就给你越大的信任;你能给我付出,我就带头扶持你的品牌。你若拿我黄光裕平衡我的对手,我就有办法去平衡你的对手。”甚至,在他身陷看守所,行动掣肘的时候,他仍然用有力的商业臂腕,在复杂的董事会打起了控股权之战,显示了其对国美集团的强硬控制力。
第三篇章:时代警觉是企业家永远必修的课
作为中国第一代的创业家,黄光裕身上有无数民营企业家的影子。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说,黄光裕是一个典型的,比较能够反应中国草根创业者个性的人物。黄光裕是一个江湖豪侠式的草根创业者,从乡村到内蒙,再到北京,没有任何背景,正面地讲叫顽强拼搏,出了状况就“被称为”胆大妄为。
冯仑曾提到:清朝商人胡雪岩说,商人要五场皆通,现阶段,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但是至少还要有三套语言系统,即江湖语言、商业语言和官场语言。黄光裕正是因为在官场语言上的不通,而在江湖和商业语言上又特别精明,让其最终将钱作为解决官场语言的唯一手段。对黄光裕案,很多人将目光聚焦在黄光裕的操纵的“单位行贿”层面,确实,精通商业语言和江湖语言的黄光裕确实在政商关系方面走向了一个无知的角落,究其因,一方面正是那些传统的官商语言或者说最原始的人与人之间交易语言误导了黄光裕的商业生涯,另一方面,黄光裕虽然提升了其对市场脉搏的把握,却放松了对时代脉搏的把握。
在黄光裕开创、经营、管理国美的过程中,国美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商者无域,相融共生”的经营理念;塑造了“谦虚的行业领袖”、“成本控制专家”、“消费行家和服务专家”、“供应链管理专家”的品牌形象;形成了“选、用、育、留并重”的人才战略。在当今世界商业的融合交流热潮中,我们能够看到,黄光裕们在营销策略和企业管理能力方面,已经越来越走向成熟,走向科学和现代化,与世界领先接轨。这是成功的。
然而,时代在发展,中国社会也一直在疾步向前发展,中国的市场体制也必定会越来越规范。当前,中国社会正迈入历史性的转型期,其本质就是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并立法保护私人财产的安全,这会鼓励个人的创造性,也会防止具有不安全感的企业家只追求短期利益,激励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只有政府不再干预市场,公权力就无法寻租,资源可平等获取,市场可公平准入,商人也就不须去勾结官员,原罪之说也就灰飞烟灭,既可以防止黄光裕式的金钱帝国左右市场,又会加速推进社会转型,尤其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在这个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这必然导致有一大批“问题富豪”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和时代的“殉葬品”。